9月5日上午，蘭州高速公路一輛載有葡萄的大型貨車發生側翻。聽説“葡萄車”翻了，附近不少村民拿著塑料袋、編織袋來搶葡萄，還有人乾脆坐在路邊吃了起來。記者在現場採訪時看到，有不少人還開著車、騎著摩托車和自行車來裝運。還有人打電話，讓親戚朋友趕緊開車前來拉葡萄。

　　再尋常的事情，輪番發生、週期上演，也多了層“宿命論”式的意味。一如“哄搶”，頻繁發生，儼然可稱作一種“文化亂象”。

　　搶葡萄事件，雖是小事卻引發輿論熱議。究其原因，作為旁觀者的多數民眾，也已然對此類劣跡有所反思了。確實，一再的哄搶，必得以一再的抨擊“回應”。如若不然，便無異於默認“哄搶”具備的道德地位。

　　探究“哄搶”何以發生，成熟的言説路徑其實很多。例如，此間歷來有“法不責眾”之説：一方面，立法層面對集體行為中個人責任的厘定，一貫很曖昧和無奈；另一方面，在執法層面，“哄搶”參與者眾多，取證、追責天然面臨極大的技術困難。這些，都激勵著人們“哄而搶之”。除了司法規束不力，“哄搶”本身也是極重要的導火索——當“眾人同搶”，個體就會陷入“群體無意識”。從流於集體的狂熱，消弭了負罪感、獲得為惡的勇氣。

　　在一些心理學家看來，“群體相較于個體，更衝動、缺乏理性、沒有批判精神、誇大情感……”此一論斷，用以解剖“哄搶”，簡直量身定制般的合適。當很多人一起，撿拾著公路上那一箱箱葡萄，興奮的參與者並不會意識到自身行為不當。

　　或許，“眾人同搶”的齊整景象，沖淡了理性人的羞恥心；“先搶先得”的競爭關係，又推著路過者趕忙“下水”。特定的時間和空間內，主流社會的價值底線，在垂手可得的“待搶物”前短暫休克。

　　哄搶，似乎無解地輪迴。事實上，只有充分社會化的人，才能具備足夠的自我約束力。而“哄搶”卻恰是逆社會化、喚醒人類最“自然性”一面的過程。“將哄搶歸罪于劣根性”的論調，邏輯上並不成立。

　　觀望彼地的成功經驗，可知唯有更堅定的“社會化”，才可化解“哄搶”中那種喚醒“自然性”的強大能量。此處所謂“社會化”，當然是指更持續、全面、有效的公民美德的推廣。事實上，我們生活的周邊，一直具備相關條件：每當被“哄搶者”聲淚俱下後，都不乏同情乃至“送還”的哄搶者。可見，根絕“哄搶”，就先當強化這種“同理心”——當然要置於建構“公民美德”架構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