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週末，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二十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將在俄羅斯遠東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舉行。從首次亮相美國西雅圖，到今天聚首俄羅斯的遠東，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的年末聚會日漸成為國際舞台中央的焦點。曾經“漸露頭角”的亞太地區如今“炙手可熱”，在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中的重要戰略地位日益凸顯。專家認為，身處變局之中的亞太經合組織只有始終遵循夥伴關係，堅守獨特的“APEC”方式，才能有效應對新形勢挑戰，實現共同發展與繁榮。

       1989年1月，澳大利亞總理霍克提議召開亞太地區部長級會議，討論加強經濟合作問題。時值國際形勢日趨緩和，經濟全球化、貿易投資自由化和區域集團化的趨勢漸成潮流。與此同時，亞洲地區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明顯上升。1989年的11月，澳大利亞、美國、日本、韓國、新西蘭、加拿大及當時的東盟六國在堪培拉舉行了亞太經合組織首屆部長級會議，亞太經合組織正式成立。

       中國前APEC高官王嵎生先生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強調，亞太經合組織的誕生離不開世界格局的變化，也緣于對亞太地區未來發展的預見。“那個時候就預見下一個世紀亞太地區的發展可能是比較快的。它(亞太經合組織)是1989年成立的。有很多國家都要在冷戰結束後在經濟格局中佔據一個比較好的、有利的地位。美國從大洋彼岸也看到了這一點，所以也要佔領制高點，一開始就很激進。當時有的人是想排斥(中國的)，然而很多國家，特別是東盟的成員卻感到沒有中國，APEC就不稱其為APEC。而中國也需要APEC，所以我們在1991年參加了。”

       1992年，克林頓在冷戰後的首次美國總統大選中獲勝後，即在東京發表演説，推出“新太平洋共同體”設想。借助新太平洋共同體，實現在安全、民主自由價值觀以及經濟合作方面的主導，是美國希望在亞太合作中實現的目標。然而，1993年在美國西雅圖召開的亞太經合組織首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新太平洋共同體”遭到眾多發展中成員的反對，“大家庭精神”最終成為各方妥協後的産物。　

       仔細梳理APEC的成員不難發現，這個組織從成立之初就以其擁有不同發展階段、文化背景的成員而格外突出。作為一個“大家庭”，APEC歷經多年得以“維繫”，更漸至舞台中央的主要原因，在王嵎生看來得益於其獨特的“APEC方式”。“我覺得它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從成立的時候就遵循夥伴關係，自主自願，協商一致這樣一個大的合作原則。強調合作，強調貿易投資自由化，但又強調平等的夥伴關係和自主自願協商一致。中國方面提出應該由APEC方式來深化大家庭精神，其中最基本的四條：一是承認多元性。也就是説APEC這麼多成員，它的經濟發展水平、發展階段是不一樣的。歷史文化社會背景也不一樣的，要承認這種多樣性；第二條要允許靈活性。就是你不能一刀切要怎麼樣就怎麼樣，因為有這個多樣性你必須要有靈活性、開放性、漸進性；第三條是協商一致自主自願；第四條共同制定戰略目標，每個人員按照自己的國情，或者自己作為經濟體的這些情況來努力達標。”

       當前，世界經濟復蘇乏力，亞太經濟保持增長勢頭但也面臨下行壓力。美國的高調重返讓這一地區形勢日益敏感。面對複雜多變的外部環境，APEC各成員應如何加強合作？王嵎生認為：“還是要按APEC方式走，要尋求合作共贏，一味追求自己利益不顧別人是不得人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