亢奮中夾雜著膽怯，激進中懷揣著迷茫，徬徨中充滿期待……中國對美直接投資（FDI）總是在這種十分糾結與矛盾的情景生態中踟躕前行。據中美企業投資與合作論壇披露，截至2011年年底，中國對美直接投資不到300億美元，僅佔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2.6%，只有美國吸收外資的1%不到。如此微弱的數據顯然與中國作為最大的新興市場國家和美國作為最大的經濟發達國家的身份極不相稱。

　　不是説中國企業對美沒有投資的衝動與渴望。中國國家信息中心所進行的“中國企業境外投資意向調查”的結果顯示，在投資者信心、國家競爭力和經濟環境的排行榜上，美國一直穩居前5名，中國投資者十分喜歡到美國投資。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作為經濟增長方式轉換的重要內容，中國經濟正在最大限度地減少對出口和投資的依賴，並轉而更多地由增值服務和技術升級來驅動。與此相聯絡，許多中國企業不再靠擴大生産來謀求越來越薄的邊際利潤，而是追求更高的單位利潤。由於這些利潤分佈在上遊的設計和下游的分銷以及零售和品牌管理環節，而美國是全球産業鏈高端環節利潤的主要集中地，自然就成為中國企業投資的目標市場。

　　然而，中國直接投資在美國僅排第25位以及過去一年中投資量能大幅萎縮的尷尬事實，的確讓人好費思量。不僅如此，從中海油收購優尼科無疾而終，到華為競購3葉公司部分資産鎩羽而歸，再到中國移動在美開展建設通信設施申請的無理被拒，這些客觀事實鏡像更讓人強烈感知到了中國企業投資美國的艱難和磨難。

　　中美兩國在政治上缺乏深度互信成為中國企業對美投資的最大阻礙。由於基本經濟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巨大差異，加之長期貿易逆差引致的持續貿易摩擦，中美兩國間的信任度不僅不夠穩定，而且經常受到破壞。因此，出於中資對美直接投資遭遇美國政治干預的擔心，中國政府始終在國內企業對美投資的政策支持上顯得異常保守和低調，而美國政府則對一些中資企業尤其是具有央企背景的中國企業來美投資的動機更是半信半疑。彼此的猜疑成為中國企業赴美投資的巨大隱性阻力。

　　美國政府基於“國家安全”的嚴密審查將許多中資企業無情地擋在了門外。在美國，由來自國防部、商務部等16個部門代表組成的海外投資委員會(CFIUS)專門負責審查外國投資對於美國公司及機構的國家安全影響。儘管CFIUS的審查符合國際慣例，而且透明度很高，但除了對傳統製造業諸如家電行業的審查態度略顯寬鬆外，在其他領域尤其高科技領域，CFIUS一直對中國企業保持著高壓態勢。不僅如此，如同20世紀80年代日本對美大量投資曾在美國引發爭議一樣，現今中國對美直接投資的快速增長也引起美國國內對國家安全的憂慮。也正是如此，CFIUS對中國企業的審查格外嚴厲，尤其是對具有央企背景的中資企業，CFIUS一般不會刀下留情。

　　來自美國政府之外龐大的政治干擾成了中國對美直接投資的絆腳石。按照美國亞洲協會的分析，中國對美直接投資受到三類政治干擾：商業利益團體的干擾交易進行、國會利用恐華論撈取政治資本，以及所謂的“鷹派”人士不由分説地排擠中國企業。正是這些“泛政治化”的干擾力量對中國公司的全球投資成功率産生巨大的影響。資料表明，最近5年中，中國企業投資美國1億美元以上的項目中失敗率奇高，其中由於美國國會等政府外力量的阻撓至少給中資企業造成近400億美元的損失。

　　技術轉移是美國政商界人士對中國投資的另一大憂慮。CFIUS的年報資料顯示，美國政府非常忌諱中國企業對擁有關鍵技術的美國公司的收購，尤其是強烈反對外國政府為支持本國企業收購具有關鍵技術的美國公司而提供定向激勵。另外，美國政商界人士非常擔心中國企業在收購美國企業後將技術設備和生産能力陸續轉移到中國。如此眾多的猜忌儘管某種程度上屬於正常，但無形之中必然形成對中國企業對美投資的心理與客觀屏障。

　　顯然，激活與進一步放大中國對美投資的空間與份額，首先必須消除兩國之間的政治隔閡和增強政治互信程度。一方面，中國政府應當進一步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徹底厘清産權結構和公司治理結構，並以透明的信息向美方展示企業的所有權現狀；另一方面，美方必須糾正對待中資FDI審查過程中的“泛政治化”傾向，正確看待和評價中國企業投資的商業與經濟動機，同時在聯邦政府系統形成統一的鼓勵中國對美直接投資的機制。在此基礎上，中國企業對美投資應該更多地設計與歷練投資藝術，如盡可能避開電信、石油天然氣、港口以及電力等CFIUS眼中非常敏感的行業，盡可能選擇並不需要CFIUS審查並能得到美國政府政策支持的綠地投資（指在東道國境內依照東道國的法律設立子公司或分公司，其部分或全部資産所有權歸外國投資者所有）方式，同時積極與國會議員、社區領袖以及媒體和競爭對手等利益相關者進行有效的溝通，以提高企業投資的透明度和取得公眾的體諒及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