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清食用油漲價的市場因素，從整個食用油的産業鏈梳理其市場定價權如何確定，顯然比約談食用油企業更重要。

　　近期食用油價格頻繁上漲，中糧福臨門花生油經銷商7月中旬調整價格，金龍魚調和油自7月底調價，預計9月份，食用油將迎來全面提價。此舉再次引起市場和有關部門的關注。據悉，國家發改委24日“約談”中糧和益海嘉裏，希望企業保持食用油價格的穩定。

　　這已是發改委今年第二次約談食用油企業了。4月初，金龍魚、福臨門兩家食用油大企業相應提高小包裝花生油、菜籽油價格，漲幅約為8%。此後不久，國家發改委即表示，已經約談了相關企業，爭取把價格控制在一個平穩合理的區間。然而約談才過去3個多月，食用油企業便紛紛悔“約”，掀起了今年以來第二次漲價潮。這多少表明發改委的第一次約談以失敗而告終。

　　二度約談能否穩住食用油價格？沒多少人抱樂觀態度。且不説食用油漲價有市場因素在內，用違背市場經濟規律的約談來控制物價，本身就值得商榷。這一點已被市場多次檢驗。比如説去年白酒行業漲價時，發改委也召開白酒價格座談會，要求企業保障市場供應，不能再出現漲價現象，然而約談後不到半個月，茅臺就頂風漲價，給約談扇了一記耳光。退一步説，約談既不是行政干預，也不是行政命令，食用油企業憑什麼聽你的話、“不能漲價”？

　　真要説起來，約談並不是發改委所獨創，2008年華爾街初現金融危機時，美國聯邦政府就約談過華爾街各個投行的一把手，要他們慷慨解囊，解救破産的雷曼兄弟。結果當然可想而知：資本的血腥本性決定了投行不可能站在道德高地上！同樣，食用油企業要追求利潤，眼下原材料市場供小于求，價格上漲，意味著食用油企業成本增加，漲價也是難免的。從經濟學上講，漲價是競爭性企業的自主行為，政府不宜用行政手段干預企業定價，所謂約談能控制物價，要麼是計劃經濟時代的行政指令，要麼是有關部門一廂情願的奢望。當然，倘若企業串通漲價，或者提前釋放漲價信息，跟風漲價，則又另當別論。

　　想想也是，假如約談有用，那還要價格杠桿何用？而且單就價格的輕重而言，食用油漲價，企業需要約談，那房地産商、電力企業、石油企業是不是更該被約談？更進一步追問，食用油上遊原材料成本上漲，這其中物流成本居高不下是不是主要原因？果如此，那“三桶油”似乎比食用油企業更需要被約談，沒理由讓它們成為約談的“漏網之魚”。

　　食用油價格關係到民生，其價格的上漲必然導致下游的餐飲業、食品業價格的調整，因而僅今年以來就二度因為成本因素而密集提價，確實應該引起關注。作為價格主管部門，弄清食用油漲價的市場因素，摸清這背後是否有企業在集體串通漲價，乃至從整個食用油的産業鏈梳理其市場定價權如何確定，顯然比約談食用油企業更重要，也更能解決問題。

　　按理説食用油漲價，作為原料生産者的農民應該從中受益，但新華社記者的調查卻又顯示，農民並未從漲價中獲益。原因何在？全國人大代表王玲提出，我國食用植物油原料、加工與供應逐漸被跨國糧商所控制，全國現已開工的大型油脂加工企業97家，其中外商獨資或外資參股的企業為64家，以致有人直指食用油定價權已然旁落，事實果真如此？正視這些問題，才能從根本上厘清食用油價格的上漲是不是正常的市場現象。CPI雖然回落了，但仍要警惕一些民生領域的價格上漲，加大民眾生活成本不斷增長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