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政績考核告別“唯GDP” 將與人民滿意挂鉤

　　“如果我們喝著污染的水，吸入著污染的空氣，吃的是污染的食品，這種GDP的增長對各級領導的政績無疑是一種諷刺。”

　　無論是十七屆五中全會會議公報，還是10月27日發佈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均未提及有關GDP增速的量性要求。

　　在國家行政學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看來，這是中國社會轉型的重大信號。“核心是‘建立一個人民滿意的社會’，這意味著對於各個地方政府的最終評價就在於‘人民滿意不滿意’，以GDP為主要甚至唯一考核指標的時代過去了”。

　　在“十二五”乃至今後更長時期內，將以什麼具體指標考核官員政績？公報提出的“經得起實踐、人民、歷史檢驗”的實績，其標準又是什麼？對於習慣了GDP思維的各級官員來説，如無GDP量性要求，在新的時期，其工作重心將置於何處？另一方面，要改變中國貧富、區域、城鄉差距，必須依靠發展，如何科學處理這之間的關係？

　　更進一步探究，官員政績與“人民滿意”挂鉤，其深層含義在於，中國當前的體制改革必須進入深水區。否則，唯GDP“馬首是瞻”，或許仍將時隱時現。

　　幸福和GDP增長不同步

　　此前的幾個五年計劃均對速度提出了明確要求。比如，“九五”計劃提出，要實現人均國民生産總值比1980年翻兩番；“十五”計劃提出，要為到2010年國內生産總值比2000年翻一番奠定堅實基礎；“十一五”規劃提出，人均國內生産總值比2000年翻一番。

　　對GDP增長速度的要求，讓中國經濟實現了快速的增長，也使得中國經濟的總量躍居為世界第二，綜合國力大大增強。但是，解決了溫飽之後，一些新的社會矛盾卻産生了。

　　“GDP呈兩位數的發展，但是我們的人均收入始終低於經濟的增長速度。”經濟學家、中央黨校前教育長李興山認為，人民收入不隨經濟增長而同步增長，是民生問題之中很要害的環節。

　　對居民收入增長的“不同步”，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常修澤在接受本刊採訪時指出，2000年，居民收入佔GDP比重為65.5%，接近2/3；而到了2007年，這一數字為57.5%，下降了8個百分點，“也就是説，一年下降了1個百分點。”再輔之以不時出現的通貨膨脹，購買力嚴重下降，居民收入實際為“負增長”。

　　而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以前的30年，出於國家戰略的需要，為了新生的共和國政權的穩定，需要全國人民勒緊‘褲帶’；但是改革開放這三十年來，特別是上個世紀90年代以後，我們發現收入分配越來越集中在少數階層和特殊的利益集團手裏面。”北京大學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長彭真懷向本刊記者指出。

　　彭真懷認為，在各地GDP增長的同時，人民的幸福感卻越來越低。他發現，一些危險的信號已經出現。比如，企業家的安全感越來越脆弱，不少精英人群移居海外，以及不斷滋生的腐敗問題。“人民幸福感的減少，看似是一個現象，其實説明了國家在發展過程中存在一定的問題。”

　　十七屆五中全會公報提出，各級領導幹部要“樹立正確的政績觀，努力做出經得起實踐、人民、歷史檢驗的實績”。彭真懷認為，此種檢驗，首當其衝的就是“不能僅僅看GDP數據的增長”，在考核上不能唯GDP馬首是瞻。“如果我們喝著污染的水，吸入著污染的空氣，吃的是污染的食品，這種GDP的增長對各級領導的政績無疑是一種諷刺，沒有任何意義。”

　　尤其不能忽視的是，“在城市，43.6%的中低收入者買不起房，居無定所；佔中國70%人口的農民，其收入增長越來越困難，農業發展的制約條件越來越多；各個地方出現的GDP增長，能否經得起這些群體的檢驗？”彭真懷質疑。

　　而為了發展GDP，不少地方出現了對資源的掠奪式開發。在資源開採上，採了肥的，棄了瘦的；開了大的，甩了小的；挖了淺的，甩了深的。對此，彭真懷稱之為“斷子孫飯碗”，對國家的長遠發展不利。“不謀萬世者不足以謀一時，不能只是為了這一代人，甚至只是為了這一代的部分人，更甚至是為了某些官員的政績增長而影響了全民族的可持續發展。”

　　但是，“這不能全怪地方幹部，主要是體制機制的問題”。李興山向本刊記者分析説，當前，地方政府官員考核上存在的“唯GDP主義”，是導致地方政府單純追求GDP，不太重視環境保護和居民收入同步增長的重要原因。

　　“一些地方領導幹部缺乏科學的政績觀，問題出在下面，根子卻在上面。”彭真懷認為，很多年來，衡量幹部的工作一直靠數據説話，有時一些不符合科學發展觀的數字增長，也被當作了任用提拔幹部的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