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適合走什麼樣的城鎮化道路？

　　中國正在經歷世界上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農民向市民地轉移過程，城鎮化進程速度也是世界上最快的。改革開放30年，中國人口城鎮化率從1978年的17.9%提高到2008年的45.7%，30年提高了27.8個百分點，2009年中國城鎮人口已達6.22億，城鎮化率46.6%。但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陳錫文8月7日在海口召開中國“十二五”農村改革國際論壇上表示，中國城鎮化率被嚴重高估。他説：“因為在目前統計的6億城鎮人口中，包括1.5億農民工在內，至少有2億人並沒有享受市民的權利。”

　　可以肯定的是，城鎮化不僅帶來了大規模基礎設施和城鎮住宅的投資需求，而且大規模農村人口轉移和生活方式變革還創造了巨大的消費需求，成為中國經濟持續較快增長的強勁動力。未來一個時期，中國推進城鎮化，要以提升城鎮化質量為戰略方向，以促進農民工市民化為戰略重點，以體制創新為戰略保障，逐步形成有中國特色的城鎮化模式。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盧中原在“中國城鎮化的問題與對策”的專題演講中表示，用城市化來包容城鎮化就可以了，他指出：“城市化是中國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的重要來源。”

　　城鎮化動力之源

　　2008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産總值達到3268美元，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已經由低收入國家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經濟快速發展帶來的經濟結構深刻變化，最終要體現在城鄉結構和空間結構變化上，促進了經濟活動和生産要素向城鎮化區域集中。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一鳴在“2010年發展中國論壇”上發言指出：改革開放以來城鎮化發展，大致以1995年為界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78年～1995年，是城鎮化恢復發展期，這個時期鄉鎮企業吸收非農産業就業人數佔同期中國非農産業新增就業總數的43.3%，農村人口轉移在很大程度上帶有“離土不離鄉”的特徵，城鎮化率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1995年的29.0%。第二階段為1996年～2008年，是城鎮化加速發展期，上世紀90年代後期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加大城市基礎投資，特別是“十五”規劃提出城鎮化戰略後，城鎮化呈現加速發展態勢，城鎮化率從1996年30.5%提高到2008年45.7%，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城鎮化率提高最快的時期之一。

　　上世紀80年代的輕工紡織、90年代的家用電器，到近年來的住房、汽車，消費結構的不斷升級使每個階段都有“高增長”産業支撐經濟的高速增長，吸納大量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製造業和服務業成為吸納農村勞動力轉移最主要的領域。資本、勞動力等生産要素流動加快，並向收益率高的城市特別是大城市區域集聚，加之民營資本在完成積累，經濟實力增強後，大量進入房地産開發項目和城市經濟發展領域，也拓展了吸納農村人口轉移的空間。

　　積極主動參與經濟全球化在推動城鎮化的同時也改變了城鎮化的區域結構。我國沿海地區大規模吸納國際資本和産業轉移，使其成為參與國際分工和競爭的主要載體，特別是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都市經濟區成為吸納農村人口轉移的主要地區。為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挑戰，從1998年起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大對城市道路、供水和污水處理、煤氣等項目建設的投入，為城市擴張創造了條件。近年來，一些地方政府在“經營城市”的理念下，通過土地批租和土地擔保等手段拓寬城市建設融資渠道，客觀上加快了城市建設，城市建成區面積迅速擴大，拓展了城市發展空間和人口容納能力。

　　王一鳴認為，工業化快速發展是城鎮化加快的基本動力，而市場化加快了生産要素流動，從而推動了城鎮化進程。中國城鎮化進程加快是工業化、市場化、全球化等各種力量共同推動的結果，政府推動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城鎮化面臨的挑戰

　　據公開資料顯示，2007年中國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為1.26億，約有三分之二進入地級以上大中城市就業。農民進城是中國城鎮化最大的特點，核心就是要實現農民工市民化。雖然這部分人口在統計上已被計入城鎮人口，但由於無法在住房、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領域享有與城鎮居民相同的待遇，事實上沒有完全市民化，由此帶來了就業、住房、子女教育和社會保障等一系列問題。城鎮化加速推進在推動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非市民化農民工大量增加、城市空間過度擴張、佔用耕地和生態環境壓力增大等問題。

　　王一鳴指出，如何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擴大就業空間，是城鎮化進程面臨的突出問題。隨著中國工業化進入資本密集度提高階段，資本投入迅速增加，資本有機構成提高，資本對勞動的替代加快，就業對經濟增長的彈性較以往降低。加之一些地方政府在推進城鎮化過程中，資源集中用於城市建設，而創造的就業機會不足，造成部分城市發展中的産業“空心化”問題。還有一些地方通過調整行政區劃來擴大城市轄區面積，但産業並未得到發展，創造的就業崗位十分有限。

　　相對於巨大的人口規模，中國耕地資源十分有限。但在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發展過程中，一些地方以非市場化的方式低價徵用土地，高價出讓獲得差價收益，將農用地轉為城市建設用地作為變現建設資金的重要手段，造成耕地大量被佔用。全國耕地面積不斷減少，從1996年的19.51億畝減少到2007年的18.26億畝，人均耕地由1.59畝減少到1.38畝。

　　王一鳴總結城鎮化面臨的主要挑戰指出：農民工非市民化問題、農民工就業問題、城市過度擴張問題、城鎮化土地問題、生態環境問題五個方面。

　　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在接受《中國發展觀察》記者採訪時表示：“中國未來30年，特別是未來的10年中，發展道路選擇方面，除了正確處理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的關係外，最需要調整的四個重要方面是：適合國情地加速城鎮化、擴張第三産業、促進小企業的發展、實施趕超型的科技進步戰略。” 他也提倡用城市化來包含表述城鎮化，認為發展第三産業，從戰略上講，首先，要加快推進城市化進程，提高城市化水平；其次，應當制定第三産業發展戰略和規劃，並且行之有效地加以實施和推進。

　　中國城鎮化模式

　　雖然國際金融危機使中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和內在條件都將發生明顯變化，但城鎮化加快發展的進程不會改變。全球增長模式深度調整，外部需求擴張在短期內難以恢復到危機前水平，我國擴大國內需求和增強經濟發展內生動力的壓力明顯增大。加快推進城鎮化是擴大內需，增強中國經濟增長動力的重要途徑。王一鳴説: “未來一個時期是中國推進城鎮化的關鍵時期，城鎮化率仍將保持每年提高1個百分點左右，並可能在2013年～2015年超過50%，這將為城鄉二元結構轉換、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創造十分有利的條件。”

　　農民工市民化是未來一個時期推進城鎮化的主要任務。堅持“以人為本”的理念，就是要將農村人口轉移和解決轉移人口就業、居住問題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要將有穩定就業崗位的農民工和因城市建設徵地失去承包地的農民轉變為市民為重點，通過推進農村土地流轉，改革戶籍制度，方便有穩定職業的農民工就地落戶、將農民工納入城鎮社會保障體系等制度創新，加快推進農民工市民化進程。

　　統籌城鄉發展，就是要突破傳統的思維定式，把城市和農村的經濟社會發展作為一個有機整體來統一規劃和通盤考慮，把城市和農村存在的問題及其相互因果關係綜合起來統籌加以解決，這就要求將城市規劃和農村規劃整合起來，促進城鄉規劃一體化。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副主任張佔斌認為：近年來，我國統籌城鄉資源配置和推動城鄉一體化的思想，成為我國佔主導地位的社會思潮，日益被人們接受。國際經驗表明，佔主導地位的社會思潮影響政府的體制與制度安排，是決定一個國家和地區發展的最根本因素。

　　在周天勇看來，符合中國國情的城市化道路應該解決三個方面問題：首先，改革戶籍和人口管理制度，實現人口的自由居住和遷移。其次，城市中工作和居住法定時間的所有人口，都有權享受同一城市均等和公平的公共服務，並且不得有原住民與新住民不同身份的制度性歧視。再次，改革土地、地方財稅和住房制度，讓農村轉移入城市的人口有體面的家庭和能夠團聚的安居住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