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招生改革淪為腐敗通道

　　北大聯名建言教授回應社會對其招生改革建議的質疑——

　　如何防止招生改革淪為腐敗通道

2010年2月4日,北京大學舉行自主招生考試。范繼文/CFP

　　北大11位教授聯名寫給校長周其鳳的公開信

　　圍繞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的新聞，尤其是當北大這樣的國內知名高校牽涉其中時，總會引起公眾的極大關注。此前，北大在率先進行自主招生、大類招生和中學校長實名推薦制改革時，都引發過公眾的熱議。

　　這一次，當北大11位教授的聯名信和周其鳳校長的回信公佈在北大新聞網後，再一次引發熱議。一些人質疑：在招生過程中增加申請和面試的環節，究竟有沒有作用？能否擺脫“唯高考分數論”的羈絆與束縛，拔擢出真正優秀的生源？

　　更多人擔憂，在本科招生頻頻爆出不公平的醜聞後，這次倡議的改革如果真正付諸實踐，會不會又多出一條腐敗的通道？而且，增加了面試環節，會不會對相對來説不那麼見多識廣的農村學生不利，從而使一流大學中本已處於弱勢的農村生源進一步減少？

　　11月9日，中國青年報記者來到北大，對數位參與聯名建言的教授進行採訪，聽他們詳解寫聯名信的初衷及對改革目標的設想。

　　擺脫“唯高考分數論”的羈絆

　　“我從2003年起開始參加招生工作，當時就覺得這個制度需要改革。”該信聯名簽署人之一的文東茅説。

　　身為北大教育學院院長的文東茅認為，在當前本科招生體系下，唯分數取人是最容易的，也是最不用負責任的招生方法，“因為高考成績一齣來，按分數從高到低錄取，誰也沒法指責你。北大推行改革，反而增加了學校的責任”。

　　“但唯分數取人不是高校招生，是統計成績的機器在招生。”文東茅表示，這樣“一刀切”的做法是高考最受詬病的地方。

　　他認為，以簡單的一兩分之差作為判斷錄取的硬性尺度，而不考察學生的興趣、志向、習慣等重要素質，是現行高考招生錄取制度最大的缺陷。“高考科目是有限的，但是人的知識是無限的，高考沒法全方位考察。比如，有些同學對新聞感興趣，它不考；對考古感興趣，它不考；對國際關係感興趣，它也不考；理科學生有對科技史感興趣的，他們也不考歷史……應該有另外的渠道給學生全面展示自己能力的機會。”文東茅説。

　　聯名簽署人之一、北大中文系教授張頤武對文東茅的看法表示認同。他説，恢復高考制度30多年來，高考制度受到的批評越來越多，選拔人才應該有更加多元的渠道。“我們覺得，30分以內，水平不一定會差很大。差50分是水平問題，但二三十分差別不大，有時候一道題就有二三十分。在這個分數段，大家學習能力差不多，但其他方面就考察不出來了。”

　　聯名簽署人之一、北京大學化學學院教授、中科院院士高松表示，聯名信呼籲給予大陸的高等學校和廣大考生以更多的雙向選擇機會，但更重要的是觀念的轉變。“分數是重要的評價標準，但不是唯一的。把高考的分數作為一個基準，只要超過一定的分數線，再以專家群體進行集體面試的方式進行錄取。考生也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選擇報自己真正喜歡的學校和專業，而不是受環境與輿論的壓力，一味追求某些自己並不了解更談不上熱愛的專業。”

　　但在招生過程中增加“考生提交申請和多學科專家團隊面試的環節”，能達到理想的效果嗎？

　　文東茅告訴記者，本科招生面試並不是新事物，事實上，國外一流大學都這麼做，香港高校也一直這麼做，我國的碩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招生也是這麼做的，“這既然是世界著名大學通行的做法，那為什麼大學本科不能做呢？”

　　對此，聯名簽署人之一、北大生命科學院院長饒毅也介紹説，入校前面試在國外高校很普遍，是本科招生的重要環節，有些高校甚至還委託學生所在地區的校友進行初步面試。

　　高松説，在上世紀50年代初和以前，我國也實行過各個高校的自行招生。

　　文東茅認為，增加面試環節可以加強對學生求學意願、綜合素質等方面的考察，“從人才培養角度來講，應該在高考基礎之上，有一個彌補措施，給學生一個展示的平臺。而且，我們也希望引導他們在強調高考分數之外，還注意一些其他的東西”。

　　他同時指出，面試也是學生跟面試官、跟高校相互了解的過程，雙方可以相互選擇。

　　但文東茅強調，增加面試環節絕不意味著拋棄高考另搞一套。相反，這一改革是以高考為基礎的，會充分承認高考的價值和作用。“一來高考確實有選拔功能，二來它是保持公平的基本門檻。”

　　張頤武也表示，他不認同現在有些人所持的“要把高考拋棄掉”的觀點。“高考這道防線還是我們最寶貴的誠信資源，也是中國教育體制賴以運轉的非常重要的支柱。從這個角度來看，在高考制度上面再用這種方式來選拔，可能不是最理想的方式，但是非常重要的方式。”

　　文東茅説，如果這項改革真正實行，進入面試圈的學生也頂多比原來低10分左右，不會低到20分，“必須達到一定的分數線，才有可能進入復試圈”。

　　“沒有最完美的方案。”張頤武認為，這項改革不是很激進，而是“很溫和的”，如果達不到基準分數線，什麼都免談。但這項改革既尊重了高考制度，又擺脫了“唯高考分數論”的羈絆，“應該説兼顧了各個方面”。

　　通過制度設計避免腐敗

　　這一改革建議引來的最大的爭議在於，有人擔心改革付諸實踐後可能會淪為腐敗通道。

　　在北大未名BBS中，也不乏這樣的議論。

　　“所謂增加高考面試比例，無非就是為有權有勢的人上大學打開方便之門罷了。”網友coolpan稱：“現行制度雖然有不少偶然性，但卻是最能保護弱者利益的。現在這種情況下做什麼自主招生、面試之類的，無非就是能讓那些有門路的孩子更光明正大地進入大學罷了。我們當然也可以很美好地夢想那些負責面試的老師們都會非常‘公正賢明’，不過這可能也是唯一能安慰自己的方法了。”

　　網友aakitefly也認為：“目前一些地方監督不嚴，腐敗叢生，恐怕這個面試太容易導致腐敗。建議緩行。”

　　網友sagabill則以自己曾經參加面試的經歷為例，認為“面試直接把一部分農村孩子拒之門外”。

　　在高松看來，改革最大的難點，是全社會對於該項改革公平公正性的擔憂，他本人也不是沒有擔心。這一方面説明，公眾對於整個社會的誠信缺乏信心，但另一方面，公眾的關注和擔憂也是一面鏡子，要求進行試點必須有完善的程序和制度來避免腐敗的産生。對此，文東茅也表示，不能怕有腐敗和不公平就不改革，“腐敗問題不能指望教育能夠完全克服，但是整個社會應該對北大有信心”。

　　他説，北大這麼多年來，在自主招生、研究生考試方面是可信任的，沒有出現大問題，有問題也是極個別現象，“每年招那麼多人，面試成千上萬人，都沒有出現過特別大的問題”。

　　文東茅認為，絕大多數北大教授都會尊重自己的聲譽。而且，北大一直處在媒體和公眾的聚光燈下，“有這麼多的監督，不能不做到自律、謹慎”。

　　他認為，更重要的是通過制度設計避免腐敗。例如，北大可以借鑒在自主招生面試時的經驗，讓幾百位參加面試的教師在面試開始前半小時才去抽籤，決定分在哪一組。“即使想找關係，幾百個老師不可能全都認識吧？”

　　同時，回避政策也是從制度上避免“走關係”的一大方法。“比如，我是湖南人我就絕不去湖南，必須到湖南之外的省去。”文東茅説。

　　張頤武也認為，通過制定週密完備的程序、增加公眾監督、通過一個小組或委員會進行面試等方式可以有效規避腐敗，“這樣走後門、搞貓兒膩難度也非常大”。

　　對於農村學生可能處於劣勢的擔憂，文東茅表示，事實上，農村孩子在一流大學比例越來越低的現狀，恰恰是他們提出改革的出發點之一。

　　在他看來，現在農村孩子在名牌大學學生中所佔的比例越來越低，原因就在於高考制度本身。單憑高考成績錄取，表面上看起來非常公平，但實際上會導致農村生源在一流大學學生中所佔的比例越來越低。“按分數從高到低排，我們沒有任何可探討的空間，如果改革，恰恰可以給我們一個探討的空間。”

　　文東茅説，其實做過教師的都知道，農村孩子考620分，跟城市孩子或者某個重點中學出來的孩子考621分，難度是不可同日而語的，這裡面反映出的學生的素質也不一樣。

　　他認為，增加面試環節後，要保障農村學生的入學機會，基本措施無非兩條，“第一給指標或比例，比如農村孩子原來佔30%，現在增加到40%，而且是一個硬性的限制。第二，給農村孩子額外的加分渠道，這在國外也是常用的，和國內的少數民族加分一樣。但具體怎麼做還沒考慮成熟，需要進一步探討”。

　　張頤武也認為改革後農村生源會更多。“這樣的面試，首先得要有高考成績做基礎，比自主招生更有保障。面試也不會看才藝表演。”

　　對於偏遠地區孩子的出行不便及路費等問題，他們也不認為是難題，“就現在的招生而言，事實上幾乎所有進北大的本科生，在進學校之前我們招生的老師也都見過。對於貧困家庭孩子參加面試的路費，學校也可以考慮補償，應該不會有問題。”

　　“狀元爭奪戰”能否熄火

　　對於周其鳳校長的回應，張頤武感到欣慰：“我覺得釋放了一個很重要的信息，一線教師和學校在這點上有了共識。”

　　此前，北京大學招生辦公室對教授聯名建言做出了回應，稱11位教授所反映的問題，的確是當前高校招生考試製度中的重大問題，教授們的觀點、思想和智慧對於推動北大招生工作具有重要意義。招生辦將在認真研究、充分調研基礎上，結合北大辦學特點和人才培養目標定位，穩步、審慎地推進各項改革措施，共同推動中國高校招生考試製度改革。

　　但也有人好奇，難道以往的自主招生、校長實名推薦不足以解決這些問題嗎？

　　對此，高松表示，11位教授聯名呼籲的是一個更廣泛的改革，期望仍以現有的高考為重要基礎，減少對基礎教育的干擾。如果以“高考成績與本校專家面試相結合”的方式招生試點，可以考慮取消目前採取的高考前的自主招生，以減少中學和考生的負擔。保送和校長推薦的是非常少數的優秀學生，仍然可以作為一個渠道。但新的辦法，如果經過試點證明其可行性和公平性，則可以廣泛推行。

　　張頤武則希望，這項改革能夠終結愈演愈烈的“狀元爭奪戰”。

　　張頤武説，“搶狀元”早就成了一種怪現象，高校看到有希望的苗子，都去遊説這個苗子報本校，還向他許很多願。為了搶生源，各個高校還層層加碼，你出20萬元，我出30萬元，唯恐狀元落到他校。而各類高考狀元也個個待價而沽。“‘搶狀元’現象于高校的風氣造成了很不好的影響。”

　　高松也認為，有個別狀元或高分考生，實際上被狀元之名所累或所害，對於自身缺乏清醒和客觀的認識，這不利於其健康全面發展。各個學校，明知狀元並不能和最優秀畫等號，但是為了宣傳效應，競相出價，也背離了教育的本意。

　　“我覺得應該避免這種趨向。”張頤武説，自主招生並沒有扭轉這種風氣，如果採取在高考的基礎上加面試，也許能實現這一目標。“香港有些高校就是這樣，錄取的不一定就是最高分，面試佔很大的比例。我們比他們穩健，以高考成績為主，輔以面試，但不見得最高分就能錄取，我們也希望通過這種方式慢慢淡化社會對狀元的過度關注，當然這種風氣是很難克服的。”

　　文東茅希望，如果北大推行這一改革後，能有更多的高校加入進來。“像清華、復旦、上海交大、浙大這些學校，都應該積極地採取這些措施。如果只是北大一家去做，其影響和意義也就會大打折扣。”

　　北大11位教授呼籲招生改革 建議綜合專家面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