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靠什麼向橄欖型收入結構轉型

　　超高樓價，使得中國的中産階層非但沒有成為社會的中堅層，反而成為社會的夾心層。而從發達國家走過的歷程看，培育壯大中産階層是向實現社會轉型的關鍵。為此，我們需要儘快在加速健全和完善私有財産保護的法律制度、完善收入分配調節機制和收入穩定增長機制、加大人力資本投入提升中産階層的發展潛力上掃除某些制度性障礙。

　　近些年來，“中産”也成了描述中國經濟生活的熱詞。或許是伴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收入兩級分化趨勢不斷加劇以及社會發展不平衡性的增強，全球中産階級規模在一定程度上呈現萎縮趨勢，特別是歐美中産階層正深陷債務與危機之中，許多經濟學家紛紛將中國等新興市場的中産階層視作全球安全與繁榮新時代的潛在基礎。然而，對於現實中的中國中等收入階層而言，現在，如何走出增長困境才是邁向希望的第一步。

　　在全球範圍內，中産是一個尚無確切定義的名詞，通常依收入、教育、專業，以及職場影響力、社會活動能力等方面來界定。所謂中産，不僅在於財富多少，更在於價值的創造。在2000年之前，中國社會階層結構中已顯露了中産階層崛起的勢頭。2001年的全國調查表明，中等收入階層的規模約佔總人口的15%左右。而根據200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全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GSS)的綜合分析，如果按照年均收入11800至17700美元(約合人民幣79945至119918元)的標準劃分，中國中産階層的規模比例為23%左右。儘管增長勢頭很快，但仍遠低於發達國家甚至是新興經濟體國家的平均水平。我國這種收入群體結構的現狀，是整體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擴大的結果。

　　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近十年我國貧富分化日趨嚴重：從2000年開始，我國基尼系數已越過0.4的警戒線，並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2007年達到0.48。目前，中國基尼系數為0.5左右，已超過了國際警戒線。而國家統計局發佈的調查數據，也同樣驗證了我國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的現狀：城鎮居民最高和最低10%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從1985年時的2.9倍，上升至2005年時的9.2倍，而目前這一收入差已達到驚人的20倍之多，遂造成了中國社會“兩頭大，中間小”的局面。

　　這種收入群體結構，與要素結構密切相關。中等收入群體主要靠人力資本和人力資源要素獲得收入，但從我國的要素分配結構看，物質資本擠佔了勞動和人力資本。首先，生産率的提升得益於資本生産率的提升而非勞動生産率的提升，因此初次分配中資本佔比自然增加；其次，我國正處於工業化中期階段，中西部地區尚處於工業化初期，在這樣一個工業化階段，資本收入佔比的提升是一個自然的必然現象。這種稀缺導致了資本相對於勞動的強勢，儘管得益於人力資本的提升，以人均産出來計量的勞動生産率提高很快，但資本相對於勞動處於強勢地位，實際上擠佔了勞動率提升應得的那部分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