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階層演變新趨勢:"兩棲人"減少"身份"因素淡化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力度的不斷加大，政治發展邁入新階段，必將會把更多的人帶到這一波瀾壯闊的歷史過程中去，並促使階層分化演變，産生一些新特徵、新趨勢。

　　一、産業結構調整帶動了社會成員結構的重組，産業革命將導致社會結構的“智慧化”

　　當代中國的産業革命在20世紀80年代初見端倪，90年代中期進入高潮。這場産業革命的影響是多方面的，社會成員構成的變化首當其衝，其基本特徵是社會成員不斷從第一産業轉向第二、三産業，從“夕陽産業”流向“朝陽産業”，從而造成與“朝陽産業”伴生的階層相對壯大，即産業結構調整帶動了社會成員結構的重組，這一點最明顯表現為鄉村工業化帶動了鄉鎮企業職工階層和城市白領階層的迅速壯大。

　　産業革命相應地帶來第三産業在國民經濟中所佔的份額比例上升，這使從事第三産業部門勞動的職工隊伍會有顯著壯大。截止到2006年底，全國現存外商投資企業28萬家，從業人員2500萬，有研發機構800多個，這些都會直接擴大白領、經營者、自由職業者等社會階層的規模。

　　特別需要注意的是，産業革命將導致社會結構的“智慧化”。産業革命最先引發的是勞動力從農業向第二、三産業的轉移，伴隨著企業技術進步和社會文化教育等事業的發展，知識分子階層會有所擴大，進而將會是勞動力構成的“白領化”。如果以1比1為轉變的基本標誌的話，我國已經在新世紀到來之前(1997年)邁過前一個臨界線——“吃工商業飯”的人口超過“吃農業飯”的人口，並且有可能在21世紀前期，邁過第二個臨界線——廣義白領的人數開始超過廣義藍領(藍領工人和農業勞動者)的人數。當然，在人口眾多的中國，邁過這第二個臨界線將是一個非常艱巨的過渡，在2020年之前做到這一點的可能性不大。

　　二、市場化和城市化共同形成階層分化的“合力”

　　産業革命是推力，市場化則是拉力，但與20世紀後期不同的是，提速在即的城市化過程也成為我國當今社會階層分化所不可忽視的重要拉力。

　　在繼續堅持推進市場化的同時，城市化進程也在相當程度上影響著我國社會階層分化，而與其最密切相關的當屬農民階層。當前，農民階層的進一步分化已成定局，今後一段時間內，年均要有1000萬農村勞動者進入非農領域，1000萬進城，數百萬人轉入個體。這就意味著，如果以“9億農民”為基數，每年要有3％左右的農村人口邁出“農門”；如果以約3億農業勞動者為基數，有8％左右的農業勞動者轉入第二、三産業。有分析認為，到2020年城市化水平會達到50％左右。也有預計，今後30年，約有5億農村人口將進城，城市化水平提高到75％。雖然，這些分析還較為粗略，尚待論證，但大趨勢沒有問題。引人注目的是，這種分化還表現為農民素質的提高。多數農民敢於邁出靠田吃飯的狹小天地，對走向市場抱有極大的熱情。

　　隨著市場化、城市化的不斷發展，工人階級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進入一個由“一分為三”到“五位一體”的一體化發展時期。由於公有制企業陸續以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方式轉換了經營機制，鄉鎮企業的普遍規範化，外資企業一定程度的“中國化”，私營企業員工和個體戶雇工的大幅度增加，農民工的大規模進入城市和較為穩定的在城市勞動、生活，以這五種企業(含工商大戶)為載體的中國工人的五大方面軍之間的差別，包括引人注目的收入方式和收入多寡的差別都在相應縮小。早在世紀之交，一支規模3億人左右的新一代中國工人階級大軍就以新的面目出現在世界東方，並且成為社會生活中最為活躍的一個巨大社會利益群體。

　　三、社會流動加快，“兩棲人”減少，“身份”因素加快退出歷史舞臺

　　中國已從20世紀90年代進入高速流動期。上海“青年發展報告”顯示，青年職業流動率已達23.8％，職業流動預期高達56.3％。也有報告顯示，2005年上海職業流動週期為46.4個月，與上年相比縮短了9.2個月，而且學歷越高，流動週期越短。面向未來，拋開這些數字，中國在社會流動方面取得的最大進步在於，“從一而終”已不是一種道德，改變階層歸屬都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了。雖然還無法具體預測今後一段時間社會流動的平均頻率，但已可以有把握地説，以往限制人員流動的主要因素，如戶口、檔案和單位體制等在控制流動中的作用已經大大降低。政策得到一定的調整，比如，建立“人才交流中心”，以“藍印戶口”的方式管理流動人口。“只要能幹，不要檔案”已成為很多企業和被招聘人員的共同觀念。

　　與此相聯絡，“停薪留職”等“兩棲人”現象將趨於消失。現在，企事業單位特別是黨政機關已不再允許“停薪留職”；黨政機關所辦的實體已經強行脫鉤。但是“兩棲人”現象正在向“兩棲家庭”等現象轉換，“紅頂商人”、“官商雙棲”等也都出現了新的變種，折射出這一現象的複雜性。無論如何，將來這種現象有望得到緩解，但讓它們很快完全退出社會舞臺，恐怕比較困難。

　　此外，“身份”因素正在逐步淡化。在大批農村人口以各種方式向城市流動已成定局的同時，一批城市人口也在嘗試到鄉下創業。農産品市場廣闊，政策扶持的導向明顯，利潤率高於第二、三産業，一些懂技術的人士因此搶先利用優惠政策，以投資或承包等形式跳入“農門”，甚至興辦産業服務體系。雖然在“雙向流動”中也可能出現“兩棲人”現象，但“雙向流動”作為一種深層次的社會流動，對於殘存的身份因素的衝擊是根本性的。

　　四、階層之間的衝突並非註定引發重大外部性社會衝突

　　在世紀之交，階層之間的衝突有所增加的跡象明顯。貧富差距的加大不斷會引發社會矛盾。但是，這些矛盾如果不與國際國內的政治動蕩相交織的話，就不至於引發全局性的外在化的社會政治衝突：

　　其一，社會公平始終是黨和政府處理社會問題的著眼點。儘管對於一定程度的貧富差距不會採取過激的措施，但肯定會利用經濟杠桿和法律手段來調節收入差距。同時，現行政治結構也沒有提供組織以階層為基礎的體制外政治力量的機會。

　　其二，經過市場經濟的洗禮，也由於對外界了解的增多，多數國人觀察問題的角度正在發生巨大變化，“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觀念正逐步被克服，對一定限度內的經濟差距的心理承受能力明顯加大，人們關注的焦點已開始從別人的財富移向自身能力的高低。

　　其三，社會進入了低度不穩定狀態，但社會整合程度提高了。面對矛盾，人們變得更加理智，並將逐步學會通過各種參與渠道來表達各自的特殊利益。應當説，在一定時期內，如不發生意外，在經濟繼續保持較快增長的前提下，各個階層在競爭和流動中會處在多數人“得大於失”的狀況，總體情況可以讓人接受。也就是説，一定限度內的經濟差別是在收入普遍提高基點上的差別。儘管人們總有這樣那樣的牢騷、抱怨和不滿，但是當他們冷靜下來的時候，會肯定這種差別似乎還是會比那種收入停滯不前基點上的“平等”更有吸引力。

　　我們對今後一個時期中國社會階層分化的態勢及其後果的估計依然持謹慎的樂觀態度。一種動態的、充滿活力的階層關係正在形成；那種靜態的、僵化的“身份”關係正在成為歷史。我們都不再祈盼回到過去“單一”、“寧靜”的固定化生活。因為，一個多樣、動態，但也充滿挑戰、矛盾和機遇的社會，無疑對人們具有更大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