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史大事記(1970年—1979年)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國共産黨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舉行。8月31日，毛澤東寫了《我的一點意見》。

    1971年7月7日至9日，周恩來總理和美國總統尼克松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在北京舉行了會談。16日發表公告。

    1971年9月13日，林彪、葉群、林立果等倉皇乘飛機外逃，途經蒙古溫都爾汗墜落，機毀人亡。

    1971年10月3日，中共中央決定撤消軍委辦事組，成立由軍委副主席葉劍英主持的軍委辦公會議，負責軍委日常工作。同日，中央決定成立中央專案組，審查林彪、陳伯達反黨集團的問題。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以壓倒多數票通過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

    1972年2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毛澤東會見了尼克松。28日，中美雙方在上海發表了聯合公報。

    1972年9月25日，日本國內閣總理大臣田中角榮來中國訪問。27日，毛澤東會見了田中角榮。29日，中日兩國政府聯合聲明在北京簽字，中日關係正常化。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批示，決定恢復鄧小平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國共産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

    1973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遵照毛澤東的提議，發出關於鄧小平參加中央和中央軍委領導工作的通知。

    1974年2月22日，毛澤東會見讚比亞總統卡翁達，提出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號召聯合起來反對霸權主義。

    1974年4月6日，鄧小平率中國代表團出席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10日，鄧小平在大會發言，闡述了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説明中國的對外政策。

    1974年10月4日，毛澤東提議鄧小平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

    1975年1月5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發出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

    1975年1月8日至10日，中國共産黨十屆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

    1975年2月25日至3月8日，中共中央召開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主管工業的書記會議，著重解決鐵路運輸問題。3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加強鐵路工作的決定》。

    1975年5月3日，毛澤東召集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員談話，反復強調要安定團結，要搞馬克思主義、要團結、要光明正大，批評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叫他們“不要搞四人幫”。

    1975年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共中央軍委召開擴大會議，著重討論了糾正不正之風，壓縮軍隊定額，調整編制體制和安排超編幹部等問題。

    1975年8月18日，鄧小平等參加國務院關於整頓工業問題的討論。

    1975年10月中旬，為了從思想上、理論上破除阻礙整頓的一些“左”傾錯誤觀點，國務院政治研究室根據鄧小平多次講話精神起草了《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簡稱《論總綱》）。

    1975年11月3日，清華大學黨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傳達毛澤東對經由鄧小平轉交的、該校黨委副書記劉冰等人反映該校黨委書記遲群、副書記謝靜宜在思想、工作和生活方面問題的信的批示。從此開始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11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打招呼會議”，宣讀了經毛澤東審閱批准的《打招呼的講話要點》。

    1976年1月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政協全國委員會主席周恩來逝世。15日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鄧小平致悼詞。

    1976年1月21日和28日，毛澤東先後提議，並經中央政治局通過，確定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2月3日，中央正式發出文件。

    1976年3月下旬至4月5日，全國各大城市的群眾，紛紛自發進行悼念周恩來、聲討“四人幫”借“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進行篡黨奪權陰謀的活動。北京市上百萬群眾，連續幾天到天安門廣場，獻花圈、詩詞，悼念周恩來，聲討“四人幫”。4月4日晚，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天安門前群眾活動的情況，認定，“這次是反革命性質的反撲”，“看出存在一個地下的‘裴多菲俱樂部’，有計劃地在組織活動。”並且決定，從當晚（4日）開始，清理花圈、標語和抓“反革命”。5日，天安門廣場上的廣大群眾，在“還我花圈，還我戰友”的口號下，採取抗議行動，被錯誤地宣佈為“反革命事件”，遭到殘酷鎮壓，即天安門事件。

    1976年4月7日，中央政治局根據毛澤東提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華國鋒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決議》和《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

    1976年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朱德逝世。

    1976年8月，江青等人擅自決定印發《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和《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等三個文件，並誣之為“三株大毒草”，是所謂“鄧小平修正主義綱領的産物”，橫加罪名，發動批判。

    1976年9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全國政協名譽主席毛澤東在北京逝世。18日，追悼大會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毛澤東逝世前後，“四人幫”加緊陰謀活動。8月，“四人幫”在上海的死黨突擊發放武器，裝備上海民兵。9月11日，王洪文撇開中央辦公廳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設“值班室”，並通知各省、市、自治區及時向他們請示報告，企圖取代黨中央的領導。10月4日，《光明日報》登載“四人幫”的喉舌“梁效”的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

    1976年10月6日，以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採取斷然措施，對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實行隔離審查。“四人幫”被粉碎。

    1976年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華國鋒任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將來提請中央全會追認。

    1976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將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事件通知各級黨組織，傳達到全黨和全國人民。10月20日，中共中央成立專案組，審查王、張、江、姚的罪行。12月10日，中央向全黨全國批發了王、張、江、姚反黨集團的罪證材料之一；以後，罪證材料之二和之三也相繼下達，全國掀起揭批“四人幫”的群眾運動。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發表經汪東興決定、報華國鋒批准的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公開提出“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

    1977年4月10日，鄧小平給中共中央寫信，針對“兩個凡是”的錯誤觀點指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的事業，把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5月3日，中共中央轉發此信，肯定了鄧小平的正確意見。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國共産黨十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恢復了鄧小平的一切職務。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國共産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

    1978年2月18日至23日，中國共産黨十一屆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

    1978年4月27日至6月6日，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討論了新的歷史條件下軍隊政治工作的方向和任務。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刊登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特約評論員文章。當天，新華社轉發了這篇文章。12日，《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同時轉載。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鄧小平在12月13日的閉幕會上作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為隨即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基本的指導思想。

    1978年11月14日，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為天安門事件平反。

    1978年11月25日，華國鋒代表中央政治局宣佈，為“天安門事件”、“反擊右傾翻案風”以及涉及黨的領導人的一些已經查明的重大錯案平反。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兩國政府分別在北京和華盛頓同時發表聯合公報，決定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關係。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

    1978年12月24日，彭德懷、陶鑄追悼大會在北京舉行。

    1978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決定胡耀邦為中央秘書長，胡喬木、姚依林為副秘書長，處理黨的日常工作。

    1979年1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當天下午，全國政協就此舉行座談會，鄧小平在會上發表《解決台灣問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提上具體日程》的講話。

    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將經過十一屆三中全會原則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印發各省、市、自治區討論和試行。

    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地主、富農分子摘帽問題和地、富子女成分問題的決定》。

    1979年3月14日，李先念、陳雲就財經工作致信中央，建議在國務院下設立財政經濟委員會，並就財經工作提出重要意見。

    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在理論工作務虛會後一階段的會議上講話中宣佈：中央認為，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産階級專政（即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産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主要討論經濟問題。會議提出對整個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

    1979年6月15日，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里在安徽鳳陽縣農村調查時，肯定了當地實行的“大包乾”生産責任制。

    1979年7月1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對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平反、改正問題的通知》。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和福建兩個省委的報告，決定對兩省的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給以更多的自主權；財政管理體制試行在中央統一領導下大包乾的辦法；出口特區先在深圳、珠海兩市劃出部分地區搞試點。

    1979年8月25日，張聞天追悼會在北京舉行。

    1979年9月25日至28日，中國共産黨十一屆四中全會在北京舉行。

    1979年9月29日，葉劍英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在慶祝建國30週年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

    1979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於高級幹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規定》。

    1979年11月26日，鄧小平會見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出版公司編委會副主席吉布尼等外賓時指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

    1979年12月6日，鄧小平在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指出：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

    1980年2月23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會議通過《關於為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決議》，5月17日，劉少奇追悼大會在北京隆重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