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全球海洋領土爭端頻發，以美國為代表的局外國家不斷拿“航行自由”説事，挑起事端，謀求不正當利益。歷史上，這些國家依託其超強海軍力量，幾無“不自由”之困，反而因為屢屢生事而成為破壞“自由”的罪魁。

　　事實上，航行自由並非偽命題。一些國家之所以會“説三道四”，霸權思維作祟是主要原因，同時還有國際法規漏洞和觀念分歧方面的原因。為此，國際社會應儘快行動起來，建立交流話語的平臺，以求彌補國際分歧，完善相關法律。

　　航行自由並非“偽命題”

　　所謂航行自由，是指所有國家的各種船舶，均有權在公海的任何區域自由航行，其他國家不得加以干涉和阻礙。作為正常海洋社會活動的保障，不止美國要“航行自由”，任何國家都希望航行自由。歷史上，影響航行自由的因素很多，除了自然地理等“天災”外，更多的是“人禍”。

　　海盜行為嚴重危害公海航行和安全，國際法視其為一種國際犯罪行為。歷史學家認為，自有船隻航行以來，就有海盜存在。在人類無法對海洋進行有效管理的時代，海盜曾被看做一個國家的“民族工業”，它既是窮人謀生的手段，又是國家發展的動力。

　　海盜並不是一個歷史現象，其對航行自由的危害至今存在。除北冰洋外，世界各大洋均有海盜在活動。地處非洲之角的索馬裏自1991年以來戰亂不斷，沿海地區海盜活動猖獗，被國際海事局列為世界上最危險的海域之一。為躲避其傷害，各國船隊或繞遠道，或辟新路，海運安全系數大大降低的同時也增加了航運成本。聯合國毒品和犯罪事務辦公室發佈的“世界海事日”報告表明，僅2011年，非洲之角地區海盜收穫的贖金就達1.7億美元。今1～9月，海盜今年得到的贖金已近3000萬美元。

　　除海盜之外，作為國家行為，海上殖民運動曾是航行自由的最大障礙，並直接催生了“航行自由”理念。自15世紀始，西班牙、葡萄牙憑藉先進的航海技術和強大的海軍力量，掀起了瘋狂的藍色“圈地”運動，使得暢通無阻的海洋成為殖民國家的“領地”。

　　針對西班牙、葡萄牙等國的分割海洋之舉，1609年，被譽為“國際法之父”的荷蘭法學家格勞秀斯發出了“海上自由”的呼籲，由此掀開了人類對海洋進行國際共治，實現自由航行、安全利用的序幕。

　　破壞航行自由，美國是最大罪魁

　　作為海洋大國，美國既是全球“航行自由”的最大受益者，也是“航行自由”的主要破壞者。

　　二戰結束後，全球殖民體系土崩瓦解，威脅航行自由的殖民因素不復存在，破壞航海自由的海盜活動也在強力打壓下有所收斂。但美國作為新興的海上霸權國，卻繼承了破壞海洋自由航行秩序、謀求海洋霸權的衣缽。

　　歷史上，美國海軍就是靠搶掠公海商船起家的。為了保持其掠奪的自由，美國海軍曾把國際社會有關“航海自由”的倡議作為限制其行動自由的最大敵人。

　　美國獨立戰爭期間，俄國與丹麥、瑞典等歐洲中立國家為使自己的商船免遭交戰各方的攻擊，組建了以“航海自由，貿易自由”為宗旨的“武裝中立同盟”。他們天真地認為，美國一定會欣然入會。但大陸會議經過仔細權衡，以不合美國利益為由斷然拒絕了邀請。

　　即使建國後，美國也未曾拋棄破壞航海自由的政策。在其200多年的近百次征戰中，美海軍屢屢採取海域（道）封鎖、海上攔截、威脅商船等行動，嚴重干擾了國際航海自由。

　　封鎖被美軍視為海外用兵的“必殺技”。統計表明，美軍90%的海外軍事行動都曾使用海、空力量對國際航道等進行封鎖。據美國列剋星敦研究所網站2011年11月2日文章披露，為應對解放軍所謂的“反介入與區域阻遏方面的威脅”， 美智庫竟鼓吹實行戰略水雷戰，將解放軍的戰鬥部隊困在港口中，並封鎖公海交通線，防止解放軍海軍突破第一島鏈。

　　除了戰爭需要阻遏民用艦船正常通行外，美軍頻繁的艦船活動還經常對民船造成直接破壞。近年來，美軍潛艇、水面艦艇與民船相撞的事故多次發生。

　　2001年2月10日，美國核動力攻擊潛艇“格林維爾”號在距夏威夷火奴魯魯港15公里外海面上與日本漁船“愛媛丸”相撞，導致9人失蹤。2007年1月8日夜，一艘美軍核潛艇在阿拉伯海與日本商船相撞，這次事故雖沒有造成人員傷亡，但其影響航行自由卻是不爭的事實。

　　謀求自己自由，美國不守國際規範

　　由於地理位置特殊，美國自視為“大陸島國”，對航行自由有強烈的需求。早在1918年，時任美國總統威爾遜就向國際社會宣佈，無論平時、戰時，美國在領海以外海洋上航行要有絕對自由。

　　眾所週知，任何自由都不是絕對的，都是有條件的。經過長期的實踐，國際社會目前已經形成了系統的“航行自由”國際規範。

　　二戰結束後，聯合國3次召開海洋法會議，最終於1982年通過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其有關“航行自由”的規定，已得到世界150多個國家的認可。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航行自由”有空間範圍約束，只能限于領海之外，領海以內必須接受主權國家的有效管理；“航行自由”有形式規定，必須是無害航行，不能從事威脅他國安全、干擾破壞合法商業活動的行為。

　　美國一方面叫嚷“維護航行自由是美國的基本利益”，另一方面又拒不加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游離于國際規範之外。

　　美國擔心的是，“無害航行”可能會限制軍事行動自由，阻礙美軍採取單邊行動。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海軍艦船在非領海部分才有航行自由，在一國領海內只有無害通過權，這無疑為美軍的軍事行動套上了緊箍，美軍自然不爽。

　　有資料顯示，美軍發揮其水下偵察優勢，多次悄無聲息地派潛艇到他國海岸，實施抵近偵察。若遵循上述條款，美軍今後的類似行動將不得不進行“無害化”處理，在他國領海內航行時，必須浮出水面並挂國旗。

　　另外，美軍還擔心《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有可能縮小自己的行動空間。美國至今仍堅持3海裏的領海規定，認為自己的軍艦可以在他國領海外的專屬經濟區、毗連區任意航行，航母上的飛機能夠自由起飛和降落，任務部隊能夠進行情報偵察、軍事演習和進行海上威懾行動。

　　正是基於這一認識，美智庫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于2012年8月發表文章錯誤地宣稱，中國海軍“限制”了南海大部分範圍的航海自由，美國的情報蒐集工作也因此受到限制。

　　彌補認識分歧需強化國際溝通

　　事實説明，由於與國際法存在明顯的衝突，美國有關“航行自由”觀點並未得到廣泛的支持和認可。美國國內決策層也日益認識到，若不按《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規定辦事，美國有關航行自由的説法也缺乏底氣。

　　針對有關《公約》會阻礙行動自由的言論，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塞繆爾洛克利爾説，“該公約並未限制我們在海域執行軍事行動的合法權利”。美國國防部長帕內塔也認為，公約也許能夠“確保我們的航行自由和領空權，（該公約）是基本的國際條約”。

　　除了美國的霸權思維問題外，法規缺陷也為美國利用航海自由問題介入國際爭端提供了可能。

　　法律的效力在於界定的明確。現行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雖然秉承了航行自由的理念，但對具體條款界定卻十分模糊。如，既未明確航行自由的法律定義，也未規定航行自由可包括哪些具體活動或行動。

　　法規上的漏洞體現的是各國認識的分歧，它不但在文化差異較大的東西方國家之間存在，在文化趨同的西方國家之間也未徹底消除。隨著北冰洋冰蓋不斷消融，加拿大沿岸的“西北航道”在美加之間引發了一場巨大爭論。加拿大把該航道看做“國內航線”，對其擁有“執法權”，能夠對各國船隻進行必要的管理。美國駐加拿大大使威爾金斯則認為，西北航道是“中立水域”，美國軍艦在此擁有自由通行權。

　　為了宣示政策，美國軍艦多次故意不向加拿大申請就通過西北水道。加拿大一做出強烈反應，美國就給其扣上干涉航行自由的帽子。

　　因此，要實現真正的航行自由，關鍵在於當事國理解和尊重他國合法的領海權益和正當要求。對此，各國政界和國際法學界應當行動起來，通過交換認識和理論交流，促進共識達成，為制定完善的航行自由法律創造條件。

　　（作者單位：軍事科學院，濟南軍區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