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0月11日電 美國《紐約時報》近日刊載台灣學者邵漢儀的文章，指出在對日本官方明治時期的史料進行研究後發現，日本明治政府當時佔有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依據不是“再三的實地調查”，而是將這些島嶼作為戰利品吞併。而這一真相，至今被日本政府刻意回避。

　　文章説，三個月前，日本駐中國大使丹羽宇一郎對於日本“購買”釣魚島一事表示，“將會使日中關係陷入重大危機”，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卻抨擊丹羽宇一郎是不稱職的大使，指其“需要更好地學習自己國家的歷史”。丹羽大使被迫為他的言論道歉，並在最近被撤換。但最令人擔憂的是，日本儘管是一個民主多元的社會，但日益增長的民族主義情緒，逐漸在壓倒溫和的觀點和阻礙理性的對話。

　　文章稱，日本政府堅持認為，根據國際法和歷史觀點，釣魚島是日本領土。日本政府還一再重申“不存在領土爭議”，且仍在逃避1895年非法編入該島嶼背後的重要史實。

　　日本政府聲稱，自1885年以來， 日本政府通過沖繩縣當局等途徑再三對釣魚島進行實地調查， 慎重確認釣魚島不僅為無人島， 而且沒有受到清朝統治的痕跡。

　　但文章作者表示，他在從日本國立公文館、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和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圖書館找到了逾40份明治時期的文件。通過這些文件可知，當時的日本明治政府充分意識到清朝政府對於釣魚島的主權。

　　1885年第一次實地調查之後，當時的日本外務卿寫道，“近時清國報紙揭載我政府欲佔據台灣近傍之中國所屬島嶼的傳聞，對我國抱以疑忌，並促中國政府予以注意。我政府若於此時遽爾公然建立國標，反易招致中國的疑忌。”

　　1885年11月，沖繩縣令表示，“此事與清國不無關係，倘生意外，將不知如何應對，殷盼指示。”

　　“鋻於尚未再次踏查各島，”新任沖繩縣知事在1892年1月寫道，因此要求海軍派遣軍艦海門號(Kaimon)前去勘察。然而由於軍令傳達不善和天氣惡劣，勘測並未實現。

　　“自1885年由琉球縣屬警部派出之調查以來，期間未再進行實地調查”沖繩縣知事在1894年寫道。

　　中國在甲午戰爭中屢戰屢敗，日本內務省的一份文件寫道：“此事過去涉及與清國交涉……但今昔情況已殊。”明治政府隨即通過1895年初的內閣決議，將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據為己有。古賀辰四郎是首位從明治政府手裏“租賃”這些島嶼的民間人士。古賀的傳記中把日本對這些島嶼的佔有歸功於“皇國大捷之結果”。

　　文章稱，日本從未與中國就此事進行交涉，且該決定是在甲午戰爭期間秘密通過的，從未公之於世。這些官方文件皆確鑿表明，明治政府佔有這些島嶼的依據不是“再三的實地調查”，而是將這些島嶼作為戰利品吞併。這些難以示人的真相，至今被日本政府刻意回避了。

　　日本政府還稱，兩岸在二戰以後都沒有反對美國對琉球群島的託管統治。但日本沒有提及的是，兩岸都不是1951年《舊金山和平條約》的簽字方，而美國正是根據該條約獲得了釣魚島的管轄權。

　　日本于1895年通過內閣決議編入釣魚島時，將原來為台灣附屬島嶼的這些島嶼，劃入沖繩縣。此外，“尖閣列島”這一名稱是日本學者黑岩恒于1900年新設的，隨後被日本政府採用。半個世紀後，當日本把台灣歸還中國時，中日雙方沿用了1945年前日本殖民時期在台灣之行政區劃記錄。正因如此，中方對於無人島的“尖閣列島”，實際就是歷史上的釣魚島無所知悉。這也説明了兩岸為何會對於戰後美國的託管之事，提出了遲來的抗議。

　　日本政府經常引用兩份文件作為依據，來證明中國未把這些島嶼視為中國領土。第一份文件是中國駐長崎領事在1920年5月20日的感謝狀，其中把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列為“大日本帝國”的範圍內。

　　實際上，兩岸都不否認釣魚島連同台灣全島，在當時皆受到日本的殖民統治。但根據二戰後的協議，日本應歸還自中國竊取的領土，並且恢復這些領土在1895年之前的法律地位。

　　第二個依據是1958年的中國地圖，上面把釣魚島排除在中國領土之外。但日本政府只展示了地圖部分，卻未提及版權頁的重要説明：“中國部分國界線，根據抗日戰爭前申報地圖繪製。”

　　清代的官方記錄也證明，釣魚島在1895年之前為中國領土。清代冊封使錄將這些島嶼位於“中外之界”的範圍之內。歷代的台灣地方誌更明確記載：“山後大洋北，釣魚臺港深可泊大船十艘，”屬台灣噶瑪蘭廳管轄。

　　獲知真相的權利是每一個民主國家的基石。日本民眾有權知道故事的另一面。畢竟，導致今日最大危機的，是假借國家利益為名，煽動公眾情緒的政客們，而不是這些島嶼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