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國家級檔案館）存放的多份日本政府的歷史文件，證明其早在1885年已認識到釣魚島屬中國。

　　島內國際法學界普遍認定，釣魚島是中國最早發現、命名並利用的，甲午戰爭後被日本竊取，二戰後隨台灣島一併回歸中國，這與大陸方面的看法基本一致。

　　中國至遲在15世紀初就已發現釣魚島，並將其作為台灣的附屬島嶼進行管轄。1403年（明永樂元年）出版的《順風相送》一書中首先提到釣魚島，其後數百年間，中國赴琉球的冊封使（或副使）在出使記錄中，均載明釣魚島列嶼的地理位置。1556年，奉使日本的鄭舜功在《日本一鑒》中記載“釣魚嶼，小東（即台灣）小嶼也”，並附以地圖。

　　列入海疆和軍事部署是中國對釣魚島固有主權的最大力證。早在明朝初年，釣魚島作為中國抵禦倭寇的海上前沿，被納入中國的海防範圍之內。清朝沿襲明朝的做法，繼續將釣魚島等島嶼列入中國海防範圍內，並編入《皇朝中外一統輿圖》。1871年編寫的《重纂福建通志》，不僅顯示釣魚島于清代納入海防巡邏據點，還確定其隸屬於台灣噶瑪蘭廳（即今宜蘭縣）。

　　日方所謂依據“先佔”原則取得釣魚島“主權”的説辭，完全是顛倒歷史黑白的強辯，不值一駁。

　　釣魚島列嶼雖長期無人居住，但並非無主地。中國長期有效使用這一事實，在1894年前，也是日本與琉球官方所共同認知的。根據現存于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國立公文書館以及防衛省防衛研究所附屬圖書館的相關文件得知，自1885年起，日本明治政府即開始圖謀侵佔釣魚島。時任內務大臣的山縣有朋，原擬由沖繩縣令西村舍三勘查該島後即設立“國標”，但西村勘查後回報，此列嶼早經中國發現、命名及載之史冊，此時行動顯不適宜；外務大臣井上馨也自忖日本國力不足，未敢妄動，以極密函件“親展38號”告知內務大臣應“俟他日為宜”。

　　這充分説明日本企圖侵佔釣魚島列嶼是預謀已久的，直到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後才決定拿下。日本于次年1月14日以內閣秘密決議的形式，核準沖繩縣設立“國標”于釣魚島（實際上並未設立），但從未正式頒布。這表明此種決議為內政意思表示，並無對外效力，不符合國際法上的先佔要件。因此，無論從哪方面講，日本對釣魚島列嶼的“主權”主張，在國際法上是自始無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