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別了，加藤嘉一

　　1984年出生的日本青年加藤嘉一在中國生活了9年，並在這裡開啟了他的人生事業，如今他雖要遠赴美國，但他説，“我最擔心的，是被中國封殺，那我的命運就結束了，是吧？”

　　本刊記者/劉炎迅

　　7月26日這天的北京，陰沉沉的，悶熱，隨時可能從厚實的烏雲里落下的雨水，就像閣樓上的第二隻靴子，讓人有種焦慮的期待。

　　此時，加藤嘉一坐在東三環建外SOHO的某處咖啡館裏，隔著玻璃窗望著北京。這個1984年出生的日本青年，在北京住了9年，即將在8月6日離開，去美國哈佛大學做中國問題和中美關係的研究。如果不是5月20日在南京先鋒書店裏的“失言”風波，他在中國的生活可謂“完美”謝幕，當時，他正忙碌著中國的校園巡迴演講，並給自己設計了一個結局：最後一場演講結束後，在公眾面前大哭一場，以示告別。

　　但風波“偶然”而起，就像一場讓人猝不及防的大雨，麻煩因而産生，甘肅省教育廳發出公告，拒絕他即將前往甘肅的高校演講，他於是提前打道回府。

　　“我更願意他們説我是忍者”

　　“有人覺得你是個人精，你對此反感嗎？”面對《中國新聞週刊》提問，加藤一愣：“人精？”他似乎不太熟悉這個漢語詞彙。

　　聽過解釋，他笑著説：“我更願意他們説我是忍者。”他隨手從單肩包裏拿出一本小書：《武士道》，“忍者就是武士道者。”這是他喜歡的書，作者是新渡戶稻造，加藤強調似地補充：“就是5000日元上頭像的那個人。”

　　這本書裏闡釋了武士道精神：武士、正義、道德，還包括忍耐，寬容。

　　7月24日，他闊別兩月後重回北京，寫下《離開中國前的心裏話》一文，“忍耐，忍耐，忍耐。”

　　那時是5月，20日在南京先鋒書店演講完，加藤繼續全國巡講，照計劃，他將從內蒙古經北京，然後去青海民族大學，接下來是甘肅農業大學，最後一站是西安翻譯學院。可剛到青海民族大學，就有人告訴他，有人在網上罵你了，還在微博裏@了甘肅省教育廳，你的校園行要受阻了。

　　聽到這話時，他正在這個高海拔地區參觀寺廟，四週很靜，有些缺氧。甘肅農業大學隨後果真與這次演講的主辦方聯絡，説要先看演講稿，再後來乾脆發了聲明，活動取消。

　　離他計劃中的最後一站西安如此接近，但他卻無法作這場主題為《最後的一課》的演講，他本打算脫稿講講過去這9年歲月，“我一定會哭的，我這個人很容易哭。”

　　但風波平地起，他最後一哭的機會沒了，那天他很失落。他獨自在酒店裏，第一反應是，“會不會給日中關係添麻煩？”

　　在自傳《從伊豆到北京有多遠》裏他曾説，每次出門，母親都會關照，“不要給別人添麻煩”，這是大和民族的行為模式，一切都以不給別人添麻煩為原則，所以很壓抑。

　　“我的壓抑，唯一的出口就是跑步，你看我現在這個心路歷程，言行不能太隨便了。現在只能跑步。”

　　在華9年，加藤常活動於中日兩國的不同企業和機構之間，受了不少夾板氣。不過，如今回顧時他反而有些欣慰：“我不希望成為一個沒有爭議的人。我希望我的人生是特別好看的故事。這樣來想，這次南京的事兒也不算什麼。”

　　兩個多月間，他也有所反思，武士道裏有一個詞兒叫克己，“但那次在南京，沒克好”。

　　引發這次風波的是一個隨意的問題：“如何地找到歷史的真相？”他便隨手舉了南京大屠殺的例子：“當年在南京所發生的事情我始終不明白。每個人説得不一樣，每個歷史學家説得不一樣。我也不明白，什麼叫真相。”

　　如今他想，如果換個例子，比如説，二戰期間日本對外發動戰爭，到底是誰的責任？有人説是天皇，也有人説日本的文化特性，戰爭結束60多年後，這個問題還在討論，什麼叫歷史真相？結論依然無法輕易得出。

　　這起風波後，他幾乎停止了一切中文寫作，回到日本“給自己放個假”。

　　重回中國後，他沒有選擇平靜地離開，而是在FT中文網上發表了他的最後一篇專欄文章《離開中國前的心裏話》。

　　“伊豆是我人生的起點，北京是我成長的起點；日本是我身份的歸宿，中國是我命運的源頭。我跟中國命運共同，如果中國貶值我也一塊兒貶值，你看我現在到美國，到日本，到英國，新加坡、中國香港、倫敦，他們要聽什麼？他們要我説是我什麼？他們要聽的並不是3.11地震之後的日本，而是今天的中國。”

　　“最困難的時候，我很信任的一位中國老師勸我，‘嘉一，你暫時什麼也別做，從公眾眼裏消失一段時間，這對你來説是有必要的。忍耐一下，你會成為更有力量的人。'”

　　“肯定會有很多人感到厭煩。”加藤説，“但如果讀者認真地讀，可以感覺到，我甚至比很多中國人還愛中國，而且這種愛，我是用行動來表達的。”

　　即便去了美國，他的研究還是與中國有關，“我最擔心的，是被中國封殺，那我的命運就結束了，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