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7月26日刊發題為《必鬚根除裙帶資本主義》的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中寫道：“同業中人，會在一起，即令以娛樂消遣為目的，言談之下，恐亦不免是對付公眾的陰謀，是抬高價格的策劃。想用某項能實施卻又不違反自由正義的法律，來阻止同業者不時的聚會，固屬難能，但立法使其便於集會，尤其是立法使其集會成為必要，卻亦是錯誤的措施。”（郭大力、王亞南譯本——譯者注）

　　作為一貫贊同競爭市場資本主義的少數評論人士之一，我必須問自己幾個問題。除倫敦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Libor)操縱案等醜聞之外，你還可舉出無數例子，來證明競爭市場資本主義存在弊端：比如銀行業的不自律行為導致了大衰退；收入和財富越來越向少數人手中集中，普通民眾的生活水準難以維繫。然而，如果有誰指望我會吹響號角、呼籲擴大國有化和要求政府加強對經濟的控制，那他一定會失望。

　　競爭市場最大的好處是，它促進自由選擇。競爭市場還幫助促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財富增加。在最理想的情況下，競爭市場有促進公平的作用。這種公平並不是指結果的公平，甚至也不是指機會的公平，而是指：超額收入能因新參與者的加入而被抹平，社會存在階梯供有抱負者往上攀爬。有時人們稱這種公平為“美國夢”，但這個夢並非美國人所獨有。人類設想過許多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作為經濟體制而言它們迄今仍停留在藍圖階段——儘管工人合作社確實取得了一定成功。

　　那麼，到底是哪出了問題？總的來説，這個問題很難脫離亞當 斯密的理論去討論。很少有人喜歡競爭。建立組織嚴密的集團，將局外人擋在門外——這種傾向恐怕是自有人類以來就有的。説到人類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以前的那些例子，你只消想想中世紀的那些行會——不論是手工業行會，還是詩樂協會。銀行家的做法則更加巧妙，他們會打著服務客戶的幌子行事。總的來説，成功更多地取決於你掌握的關係，而不是你懂的東西。因此，我們有了“裙帶資本主義”這個説法。

　　路易吉津加萊斯(Luigi Zingales)在其新著《人民的資本主義》(A Capitalism for the People)中給出了一個令人感慨的例子。在他的祖國意大利，“裙帶資本主義”大行其道，一個人能不能發達幾乎完全取決於他有沒有關係和能否讓當局滿意。為了逃離這種資本主義，他來到了美國。然而，在美國生活了24年之後，津加萊斯鬱悶地發現，自己又陷入了另一種“裙帶資本主義”。現代商業太複雜了，不會允許太多亨利 福特(Henry Ford)乃至比爾 蓋茨(Bill Gates)式的人物獲得成功。還有一些監管機構受到監管對象的“挾持”。不過，美國政治體制的腐敗才是促成和助長這一切的元兇。突顯這一腐敗的一個最惡劣的例子是，美國最高法院最近做出判決，允許企業近乎毫無限制地干預選舉過程。

　　如果我説歐盟內部存在類似的情況，也許會引起異議——歐盟的情況可能更為隱蔽。一群自我選定的政客和官員一直在倡導一種官僚和“蠻橫”式的整合，他們在這個問題上很少徵詢選民們的意見。各種類型的“裙帶資本主義”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喜歡遮遮掩掩，厭惡公開討論。1967年前，英國官方試圖遏制有關英鎊貶值可能性的討論，那是我第一次見識到“裙帶資本主義”的這個特點（後來英鎊果然于1967年大幅貶值）。但最近我再次見識到了這一點：一位平常十分睿智的歐盟銀行業機構負責人在絕對私密的情況下對我説，歐元區解體絕對是不可考慮和不可討論的。

　　津加萊斯提出的改革建議中，最有意思的一項是降低複雜性。2010年的美國“多德-弗蘭克”(Dodd-Frank)金融“改革”方案長達2139頁，很多人都把該方案稱為“律師和諮詢師充分就業法案”。因為過於複雜，其中的漏洞難以發現。津加萊斯還提議取消一切工業補貼。可以想見，沒有哪位政客會喜歡這個提議。津加萊斯提出的限制遊説活動的改革舉措也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改革面臨的最大障礙是，內部人士能夠花大量時間和精力來保住自己的位置。而對普通公民來説，政治改革只能算是一個回報與付出不成比例的“副業”。金融中心上演的那些抗議活動的出發點是好的，但關注點不對，很難消除這種偏見。

　　但我們不必絕望。歷史上，英國廢除了穀物法，美國通過了反壟斷法。總有一天，金融家和歐盟的官僚們也會被“打倒”。（塞繆爾 布裏坦 譯者/吳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