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新華網，作者：高秋福，原題：《從“日本紅色貴族”到“駐華民間大使”》

    他有傳奇般的經歷，卻從不炫耀於人。他身為貴族華胄，卻寧願做平民百姓。他是日本帝國高級外交官，卻反對日本發動侵略戰爭，希求世界和平。他放棄優裕的國內生活，卻長期寄居在中國，全身心投入日中友好事業。

    現在的年輕人恐怕大都不知道他的名字。而在上個世紀的50年代末和整個60年代，我國報紙上出現頻率最高的日本姓氏恐怕就是他。他總被冠以“日本和平人士”或“日本友好人士”的稱謂。他就是西園寺公一。許多中國朋友尊稱他為“西公”，而周恩來總理則稱譽他為日本駐華“民間大使”。

    我同西公在1969年前後有所接觸，對其經歷有所風聞，但不知其詳，因而總覺得他很神秘。前不久，我到日本訪問，同其哲嗣西園寺一晃先生重逢，追懷往事，憶念先賢，才開始對他有較多的了解。

    西園寺公一于1906年11月出生在東京都的名門望族。祖父西園寺公望受封公爵，早年沉緬于中國文化，能用漢文賦詩填詞，後留學法國10年，深受歐洲資産階級民權思想的影響。1881年回國後，他創辦《東洋自由新聞》，鼓吹自由和民主思想。但是，社會上層人士認為，像他這樣的宮廷貴族從事新聞是“有失身分的可恥行為”。因此，他們説服天皇，頒詔強令他棄文從政。豈料，他從此一路青雲，先任駐歐洲國家的使節，後調任內閣大臣、樞密院議長。從1901年到1912年，他兩度出任內閣總理大臣。他倡導社會改革，削減軍事開支，對開始萌動的軍國主義思潮表示擔心。但是，他的政策主張在當時很難推行。1912年，他退出政壇，天皇賜予“元老”殊榮。在其生命的最後20多年中，他仍得到天皇的寵信，歷屆內閣總理大臣均由他提名，奏請天皇批准。在一些重大問題的處理上，他常以元老身份出面裁決，成為天皇的“政事顧問”。狂熱的右翼份子對他十分忌恨，曾幾次企圖謀殺他而未遂。這樣高貴而又具有一些新思想的家庭背景，對作為長孫的西園寺公一的成長顯然産生了較大影響。

    西園寺一晃告訴我，他的曾祖父非常喜歡他的爸爸，他的爸爸則崇尚曾祖父的為人。而他的爺爺，也就是西園寺公一的父親西園寺八郎，卻是日本“皇室的狂熱崇拜者”，曾任皇室侍從，思想陳舊保守。他不喜歡自己的兒子，兒子更不喜歡他。因此，西園寺公一從小就以爺爺為榜樣。1924年中學畢業後，他赴英國留學，在牛津大學研修政治經濟學。1930年大學畢業後，他週游歐美各國，考察那裏的政情和民風。1931年回國後，他先後任外務省囑託（顧問）、太平洋問題調查會主事、國際問題調查會會長、近衛文（麻下加呂）內閣囑託等要職。1937年7月，近衛政府全面發動侵華戰爭。他作為政府“特使”到中國，參與同國民黨政府名為“談判”、實為誘降的工作。後來，隨著日本侵華戰爭逐步升級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西園寺公一對時局的看法逐漸明晰。他反對戰爭，希冀和平，思想日趨左傾。這時，他與同為近衛內閣囑託的進步新聞記者尾崎秀實的交誼日益密切。尾崎于1928年11月到上海任《朝日新聞》特派員，結識魯迅等中國左翼作家，也結識在上海為共産國際從事情報工作的德國人理查德佐爾格。1932年2月，尾崎回國。翌年，佐爾格以德國《法蘭克福報》記者的公開身份來到東京，奉命收集日本的政治和軍事情報。西園寺公一向尾崎提供不少有關戰局的重要情報，而尾崎又把情報轉送佐爾格。1941年3月，他一外務省囑託的身份隨同外相松岡洋右訪問蘇聯。在斯大林會見時，松岡介紹西園寺公一説：“他是我們日本貴族中的布爾什維克。”這年10月，“共産國際諜報案”事發，尾崎和佐爾格先後被日本軍部逮捕。西園寺公一受尾崎的牽連，也于1942年3月遭逮捕。在法庭上，他對向尾崎提供情報一節直言不諱，但堅持那是同為內閣囑託之間的“正常交換看法”。最後，他被判刑1年零6個月，但實際上只關押5個月就獲釋了。在獄中，他得悉尾崎是共産黨員，英勇不屈，非常欽敬。1944年11月，尾崎和左爾格被絞死。得悉這一噩耗，當時在外地的西園寺公一立刻趕回東京，為老朋友守靈，併為這位堅貞的和平鬥士撰寫了碑銘。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戰敗，此案得到昭雪。1947年，西園寺公一當選為參議院議員。

    西園寺公一傚法爺爺，曾先後創辦過《世界畫報》、《廣場》季刊和《日曜新聞》，宣傳自己進步的政治主張。《世界畫報》很早就揭露了日本軍國主義份子在中國南京製造的大屠殺、在中國東北秘密創建的毒氣工廠等事件。這個畫報還曾刊登美國進步記者埃德加斯諾撰寫的《五千英里的大進軍－－中國工農紅軍北上記錄》和《毛澤東自傳》，報道中國紅軍長征的動人事跡。

    上個世紀的50年代初，西園寺公一決心不再競選議員，開始把主要精力投入世界和平運動和日中友好事業。他是日中友協的創始人，擔任日中友協常務理事。他還是日本保衛和平委員會的常務理事。從1952年開始，他作為日本代表多次參加世界和平理事會會議，並在維也納擔任該會書記處書記。在此期間，他結識了中國從事世界和平運動的領導人宋慶齡、郭沫若和廖承志，同他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他呼籲各國人民團結起來，反對侵略戰爭，爭取世界和平。他反對日本同美國單獨媾和，主張日本同蘇聯和中國恢復邦交。因此，人們都稱他為“日本的紅色貴族”。據我國著名日本問題專家劉遲説，西園寺公一後來經日本共産黨中央委員、著名作家高倉輝介紹，在中國秘密加入日本共産黨。1967年2月，他因為在國際共産主義運動大論戰中支持中國共産黨，被日共開除黨籍。組織上雖然發生重大變故，西公的政治信念卻始終沒有改變。

    西園寺公一一直渴望訪問新中國。1952年底，他來到北京，高興地見到廖承志。廖承志提出，希望他能來華常駐，以便推動中日兩國關係的發展。回國後，西園寺公一就此與一些同中國友好的日本政界、財界和群眾團體的人士協商。他們一致推舉他作為日本民間代表前往北京，加強同中國的聯絡和溝通，促進日中兩國各方面關係的發展，推動日中邦交正常化。這樣，西園寺公一就于1958年1月攜全家來華常駐。

    來到北京後，西公受到周恩來、廖承志的熱烈歡迎。據一晃回憶，他們一家得到周總理無微不至的關懷。周總理特意囑咐有關部門為西公配備了譯員、漢語教師、廚師和服務員，為全家人裝修了和式住房，準備了榻榻米，並解決了他和弟弟的上學問題。廖承志則是他們家的常客，總是半認真半開玩笑地稱西公為“殿樣”（大老爺）。一次，西公就此向周總理提出抱怨。周總理説：“廖先生也是殿樣呀。問題不在於出身，而在於站在什麼立場。”西公後來回憶説，他永遠記住周總理這句話，永遠站在人民一邊，永遠站在人民中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