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歐債危機仍在持續發酵，歐元區解體的各種版本也被不斷揣摩和討論。難道真如某些評論家所預言，歐元紙幣和硬幣在剛進入流通領域的第十個年頭，就將成為歷史的遺跡嗎？如果回顧一下歐元的醞釀、誕生和成長路徑，也許我們會得出迥然不同的答案。

　　歐元的誕生或許無法用經濟學理論做出較好解釋，但從政治角度看卻實屬合理和必然。

　　歐元的醞釀和早誕更多是政治推動的結果。早在20世紀60年代末，時任盧森堡首相的皮埃爾 維爾納就發出“歐洲貨幣合作”的倡議，這一提議是對佈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國濫用美元霸權的勇敢反抗。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歐洲經歷了從蛇形浮動匯率體系到歐洲貨幣體系的探索，體現了歐洲希望擺脫被美蘇冷戰挾持、尋求經濟貨幣獨立的強大決心。兩德統一前後，歐洲政治家匆忙達成統一貨幣的合意，也有用共同貨幣來規範歐洲經濟巨人──德國的政治考慮。

　　從某種意義上説，歐元區的靈魂並非經濟的高度趨同或融合，而是政治團結的堅強意志。因此，如果單純從經濟因素來評判歐元區的未來，而低估政治力量的強大作用，不免會得出武斷的悲觀結論。

　　歐元的第一驅動力是政治意願，但從歐元誕生及歐元區經濟治理架構正式運行的那一刻起，就意味著歐元區經濟一體化經歷了質的飛躍，並大步走在了政治一體化的前面。但是，受後者制約，歐元區成員國雖統一上交了貨幣權力，但卻堅守財政權力，因此，貨幣與財政合一的真正意義上的貨幣區遲遲無法建立。

　　統一貨幣與分裂財政可能誘發一系列問題，並最終危及貨幣區的存續，對於這一點，歐元設計者早有預見。為控制破壞性影響，歐元設計者精心構建了一整套防範性制度。例如，規定歐洲央行擁有超然的決策地位和唯一的政策目標；明令禁止歐洲央行為成員國政府進行債務融資；規定歐元區成員國應恪守共同財政政策；制定《裏斯本戰略》以促進區內經濟趨同等。但遺憾的是，在後來的十多年中，只有歐洲央行的獨立性被堅決捍衛，其他許多重要的規則和計劃並未獲得嚴格遵守。

　　實際上，隨著歐債危機的不斷升級，歐盟和歐元區的政治凝聚力正在迅速增強。

　　如果歷史重來，上述規則被更加堅決地貫徹，或許歐債危機可以避免，至少不會以今天的規模上演。但是，歷史不能假設。由於受到政治一體化程度較低的掣肘，儘管歐洲經濟治理規則簡單明晰，但在具體執行上卻碰到了許多意想不到的困難。例如，21世紀初，德、法兩歐元區核心國家公開逾越《穩定與增長公約》對財政赤字上限的規定，並領導了對《穩約》的“鬆綁”，《穩約》彈性大增，約束力下降。又如，歐盟層面相關機構權限不足，難以核實成員國上報的關鍵經濟數據，因此無法有效發揮監管和指導功能。這一點，在希臘財政赤字問題上表現得尤為突出。再如，歐盟層面規劃的《裏斯本戰略》，難以與國家層面的經濟戰略對接，成為一紙空言，歐元區內部南北經濟失衡的現象反而越來越嚴重。總之，對於歐元區經濟治理存在的缺陷和問題，歐元區缺乏的並非預見力、分析力和規則制定力，而是規則的約束力和執行力，而後者需要更加強有力的政治合作意願作為推動力。

　　2010年春，歐債危機首先在希臘爆發後，各類悲觀的論調充斥媒體，理由無非以下幾種：一曰一貫反應遲緩的歐盟難以做出迅速決策，進而有效平息驚恐萬狀的市場；二曰歐盟做出的決策屬“中長期改革”，而遠水解不了近渴；三曰歐元區內矛盾大增，大國減負傾向和小國脫離傾向兼而有之。一些英美學者甚至建言，歐元區應當考慮建立“退出機制”，讓不合格的成員國暫時退出歐元區，待合格後再進入。但是，貨幣區並不是“自由競爭”的菜市場，成員國之間更多的是合作而非競爭關係。當成員國暫時違規時，應當考慮的是如何督促和幫助成員國儘快合規，而非下“驅逐令”讓其自生自滅。實際上，進入“貨幣區”的好處顯而易見，而“退出成本”對於單個成員國和整個貨幣區而言也非常高昂。

　　2010年春希臘危機爆發後，歐盟危機救助框架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臨時性措施到永久性機制，且機制權限不斷擴展的巨大轉變。又如，2011年7月召開的歐元區緊急峰會上，歐元區各國選擇正視歐債危機實質，將之前堅持的“流動性危機”改為“償債能力危機”，並願意為削減危機國債務做出實質性努力。再如，2011年9月，歐洲議會決定重新強化《穩定與增長公約》的約束力和效力，以推動歐盟朝“財政聯盟”的方向邁進。此外，在增強未來經濟競爭力方面，歐盟也己出臺新的戰略和規劃。

　　或許，歐元兌美元匯率可以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市場對歐元的信心。1999年歐元剛啟動時，歐元兌美元匯率曾因科索沃戰爭的爆發從1.07迅速跌落到0.82,跌幅高達30%。但是，歐債危機爆發近兩年來，除個別月份外，歐元兌美元匯率的月均值一直保持在1.3-1.45的高位。

　　歐元從醞釀、誕生到現在，曾不斷遭受危機，但也正是在這些考驗和磨煉中，歐元的生命力、創造力和適應性在不斷增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