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時的松井耶依。日本女性戰爭與和平資料館供圖

　　有多少中國人知道，在二戰期間中國慰安婦受害者不斷敗訴的日本東京，有一座為她們建的紀念館？它叫做“女性戰爭與和平資料館”，英文簡稱“WAM”。

　　更鮮為人知的是，這座紀念館是一位女性，耗盡了她生命的最後兩個月換來的。

　　中國青年報記者日前到訪了這座紀念館，並了解到它的創始人松井耶依女士的故事。

　　奇跡的法庭

　　2002年10月初，松井耶依第一次驚覺身體不聽使喚的時候，醫生告訴她，已經是膽囊癌的末期了。

　　那時候，她68歲，正在阿富汗參與女權運動會議，緊急回國就醫。

　　剛住院檢查時，在病床上躺著的她還十分精神，似乎這只是一次大不了的短期住院。她對電視臺的鏡頭侃侃而談：“正是希望年輕人能對目前的狀況感到義憤……”

　　1934年，盧溝橋事變的前三年，松井耶依出生在日本京都市一個普通家庭。“兄弟姐妹六人，雖然貧窮，卻是溫馨的家庭。”病床上寫就的自傳裏如此回憶。

　　她的父親平山照次在二戰最後一年，1945年3月被徵召到中國華北。“與其殺人，還不如自殺算了。”由於是一名反戰的教堂牧師，在軍隊裏，他絕食過，被送到了醫院。

　　幾個月後，平山照次隨著日本無條件投降回國。那一年的除夕夜，他第一次開口告訴家裏人那些太殘忍、太真實的故事。

　　“那時還是小學生的我，就聽那些故事裏有發願要殺88個人的軍官，殺了中國人經常留下一小塊肝臟，曬乾了塞在軍靴裏……還有的部隊發現了藏在地下壕溝裏的幾百個中國村民，把他們都殺了……我知道，那是慘無人道的侵略戰爭。”

　　父親告訴她：“無論怎麼道歉，也不夠。要向中國的人們贖罪，才是作為人的處世之道。”

　　聽著這樣話語長大的耶依，當上了日本最大的報紙之一《朝日新聞》的記者。在當時男女平等不足的日本社會下，她是報社最開始唯一的女性記者。她父親作為老兵的證言，也終於被公開發表。

　　1993年，年屆退休的耶依組織了第一次國際NGO活動，是在北京舉行的“東亞女性論壇”，中日韓共600余女性名參加。

　　2000年以來，隨著各國“慰安婦”受害者在日訴訟相繼敗訴，松井耶依女士和朋友們産生了“民間法庭”的想法。她開始奔走諮詢國際法官，聯絡到了中國的“慰安婦”證人和學者。

　　當年3月，她們在上海給中國帶來了第一次關於“慰安婦”問題的國際會議。那也是中國的“慰安婦”證人們第一次齊聚，公開作了證言。

　　當年12月8日，民間組織的“女性國際戰犯法庭”在日本首次開庭。

　　連續四天中，來自中國等八個國家的64名高齡受害者出場作證，有1000人次以上旁聽，“法庭”判決日本軍國主義政府及天皇“有罪”。

　　中國“慰安婦”受害者第一人萬愛花也出庭，勇敢地講述了自己的被強暴慘劇。第三天是她們找到的日軍老兵出庭作證，懺悔對中國女性的暴行。當她們講述時，全場一片死寂，當結束時一片雷鳴般的掌聲。松井耶依感慨那真是“奇跡的法庭”。

　　而當年的日本電視臺NHK播出報道時，把“被告”、“判決”都隱去了，松井耶依把NHK告上了法庭：“這是侵害觀眾的知情權，也是對受害者們的侮辱！”

　　“到2002年，她一整個夏天都奔忙在過密的行程中，而需要她的人卻越來越多。”朋友如此形容，然而留給松井耶依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她發起的女性國際戰犯法庭遭到日本右翼的攻擊。2002年11月4日，她在病中公開接受採訪。老太太擦了紅唇膏、上了眼影，戴上眼鏡，大紅高領羊毛衫外套了一件深紫西裝外套，發言反駁右翼，鎮定自若。

　　採訪一結束，她就躺在了沙發上，小聲地説著：“哎呀，真是任何時候都可能走啊。一天天胸口這裡都更痛了，每天都在做著説再見的遊戲，不知道還能撐多久啊。”

　　“説是還有半年嗎？”旁邊的朋友小心翼翼地問。

　　“我想可能不到半年了吧。”耶依老太太笑著回答，小女孩氣地對著鏡頭胡亂招手。

　　“最後兩個月，全力疾走”

　　也就是這時，松井耶依做出了人生最後的決定。

　　“在阿富汗倒下的時候，死亡的恐懼和絕望襲來了，但是我忽然想到了一個念頭：把全部財産拿來建女性戰爭和平資料館吧。想到這，我的心忽然鎮定了下來。”

　　“WAM”，這是日本第一座收藏二戰時日軍性暴力證據的史料館。

　　她用一封電子郵件向朋友們通知了病情，並談到了建資料館的想法。慰問卡從各地雪片般飛來，日本全國有460名同仁開始為“WAM”的籌建奔走。人們的心為她的病情顫抖，也為史無前例的資料館激動。

　　在那兩個月裏，“WAM”首任也是現任的館長池田惠理子一直陪伴著她。“晚期癌症的通知來得太突然，松井自己應該是比誰都更難接受的。但是她卻沒有恐懼，在這最後兩個月裏猛然加速起來。她之前的人生可以説是‘全力疾走’，而最後也完全不變。”

　　她堅持在家裏工作，床上堆滿了史料和筆記，而她身著黑衣黑褲靠在床頭，單腿曲起來，全神貫注推敲著手裏的書稿。

　　不豪華的松井家不停有客人來，人們擠坐在沙發上，周圍堆滿了一摞摞書籍。老太太總是起身，和朋友擁抱。從事二戰韓國慰安婦受害者維權運動的金允玉女士，代表受害者和維權運動同仁送來了感謝的獎盃。收到這個禮物時，耶依像個小女孩一樣不停地抽著鼻子，擦著眼淚。“是我要感謝那些受害的勇敢的老太太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