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文明的高度與高貴在恩格斯看來，是後人無法望其項背的。而一個逃不出的悖論是，這樣的經典文明卻建立在“業餘”的水平之上。

　　漢密爾頓説，“你想象得到全美最優秀的足球運動員同時也是全美最優秀的詩人、政治家和將軍嗎？是的，只有你想象得到這種情形的出現，你才能真正理解希臘。”

　　古希臘的“業餘”源於它的公民必須在太多的職責之間維持平衡：作為訓練有素的軍人，他們枕戈待旦；作為政治家，他們每月3～4次參加公民大會的討論和表決，接受一生中十幾次選入常務委員會和兩次當選國家元首的平均概率；作為法官，他們在陪審法庭聽取控辯雙方的陳述，然後以投票方式決定當事人的命運；作為戲劇評論人，他們在半圓形劇場觀摩悲劇演出並選出優秀劇本；作為運動員，他們將涂滿橄欖油的身體投入奧林匹亞以及其他取悅諸神的競技會……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作為教育家，他們把未成年的公民帶在身邊言傳身教——這種“一幫一，一對紅”的公民教育方式，竟然被有些國人解讀為古代的“同性戀”甚至“孌童”，可見我們與這種“業餘”文明的隔膜之深。在我們看來，只有拿到教師資格證的專業人士才能獲准從事“教育”！

　　然而，在“業餘”的古希臘世界，“專業”是被強制或剝奪的結果，因此與奴隸身份相聯絡。比如，今天通常歸之於“公務員”名下的那些高度技術性和程式化的工作，就完全託付給專門培訓的奴隸。雅典城邦的300名警察清一色地由西徐亞奴隸弓箭手充任，文牘吏則由行政長官各自出錢購買並培訓。

　　歷史對今天的控制遠遠超過我們願意承認的程度。今天西方社會的公務員仍只是權力行使方面的技術員，權力行使的意義結構則由政治家來確定；由於他們在政治上必須保持中立，即不能參加任何黨派，他們還永遠被剝奪了成為政治家的可能。這些都使人想起了他們遙遠的歷史出身。而發生在今天我國的公務員考試熱，又何嘗不意味著與我們自以為告別了的歷史再度相遇——是的，那個歷史是“學而優則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