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居高不下的失業率和持續低迷的經濟增長戳破了曾經五彩繽紛的“美國夢”，“向左轉”還是“向右轉”便成為美國人時下思考、討論的主要議題。

　　“美國夢”破滅的危機來自華爾街。美國極為繁複精巧的金融體系設置，曾經為美國高效配置資本、優化社會資源分配、降低投資風險立下汗馬功勞，“華爾街”似乎創造了美國繁榮的神話。“華爾街”曾經不僅是財富、地位的象徵，也是美國人的夢想。

　　事實證明，缺乏有效監管的過度自由最終恰恰葬送了自由。近30年來，美國政府奉行的小政府、金融資本主義自由化政策，使得華爾街逐步走向“自私和貪婪”，目不暇接的金融創新已經成為華爾街金融高管過度攫取財富的工具，也成為金融資本控制政治和社會的工具。

　　美國的過度金融化導致實體經濟萎縮、失業率攀升、債臺高築，財富從底層向少數精英轉移，貧富分化急劇擴大。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説，美國最富有的1%的人每年拿走總收入的近25%，其財富則佔到總財富的40%，25年前這兩個數字分別是12%和33%。

　　危機正來源於此。被金融資本主義綁架了的政治體制，卻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2008年衝擊世界的金融海嘯中，“罪魁”華爾街卻得到美國政府7000億美元的救助，華爾街投行巨頭“太大而不能倒”，但支撐華爾街的美國納稅人乃至世界財富卻再次被吸進這個黑洞。

　　這個苦果仍在繼續生長，美國失業率近兩年來一直保持在9%左右的歷史高位，經濟持續低迷。佔人口99%的草根階層的憤怒情緒正在積聚，政治、經濟體制以及社會變革的壓力正在增加。

　　與此同時，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正在為2012年入主白宮而爭吵不休，無論候選人的政綱有什麼差異，有一點是共同的，即誰也不願意為這一爛攤子承擔罪責——“華爾街金融自由”的鼓吹者共和黨不願意；執政的民主黨也不願意。

　　1%在美國是一個神奇的數字。斯蒂格利茨認為，所有的美國參議員以及大多數眾議員在當選議員之時即已屬於最富有的1%，之後依靠來自這1%階層的金錢保住職位。他們心裏清楚，如果服務好這1%，離開國會後就會受到這1%的獎賞。無論民主黨還是共和黨，本質上都與這1%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

　　於是，在數不清的競選辯論中，沒有哪一個候選人敢於將矛頭直指華爾街，而尋找替罪羊則是他們“最為舒適的選擇”。

　　共和黨候選人在初選辯論中，紛紛拋出“右傾保護主義”政策，把矛頭指向人民幣匯率，指向外來移民。聲稱“人民幣幣值被人為低估，導致美國貿易逆差迅速增加，使大量美國人失業”，因此有了美國參議院炮製的《2011年貨幣匯率監管改革法案》，要針對中國採取貿易保護主義措施；而外來移民則衝擊美國就業市場，增加了美國的福利負擔，因此要對移民進行嚴格限制。

　　其實，政客的這些觀點已經很難自圓其説了。美國著名智庫傳統基金會的學者史劍道指出，匯率對美中雙邊貿易的影響不是很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美國的內需，每當美國內需強勁時美中貿易逆差就會上升。

　　他説，人民幣匯率重估不可能增加美國的就業崗位。首先，美中貿易逆差上升時美國內需強勁，而內需強勁只會增加就業崗位而不是減少。其次，認為進口就會減少就業崗位也是站不住腳的，因為進口會在物流、零售和其他領域增加就業崗位，並且美國貿易逆差導致資本項凈流入，而這也會增加就業。還有，強迫人民幣升值並不會增加美國的就業，而是會增加和中國存在競爭關係的越南、印度等國的就業崗位。

　　在政客右傾保護主義政策的辯論中，美國社會出現了大規模“左翼運動”——“佔領華爾街”運動。

　　從一個月前紐約曼哈頓島的只有幾十人規模的運動，到如今蔓延美國600多個城市的草根運動，雖然沒有統一組織，參與者訴求各異，也沒有明確綱領，但 “佔領華爾街”的示威者打出了“我們是99%”的標語，矛頭直指1%的金融巨頭和政客的貪婪與腐敗。對美國政治經濟體制的不滿，成為“佔領華爾街”運動的黏合劑。

　　共和黨人把這稱為“階級鬥爭”而大加鞭撻，民主黨人則希望利用這一運動在總統大選中獲利。無論是民主黨國會競選委員會徵集10萬名支持者聯署支持“佔領華爾街”運動，還是“美國進步中心”幫助協調美國各個城市的抗議行動，“佔領華爾街運動”難免成為政客們用於競選爭鬥的籌碼。

　　如今，美國面臨的高失業和經濟低迷的危機不僅僅是週期性危機，更是美國政治經濟體制的結構性缺陷造成的危機，“佔領華爾街運動”正是這種結構性缺陷積累的産物。無論“向左轉”還是“向右轉”，在對這種結構性缺陷進行修補之前，危機總是會通過各種形式爆發出來。

　　本報華盛頓10月19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