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領華爾街”：對“貪婪”的秋後算賬

　　李巍

　　對於美國這樣一個抗議和示威活動如同家常便飯的國家而言，現在立馬就去評判正在上演的“佔領華爾街”運動的意義和影響，或許還為時尚早。

　　也許它會如同上世紀60年代的民權運動和19世紀末期的“進步主義”運動那樣，直接誘發對美國影響深遠的制度革命，成為美國政治和社會轉型的關鍵性分水嶺；也許它什麼也不是，只是一場來去匆匆、聚散無常的運動“泡沫”，根本就無足輕重。

　　這取決於“佔領華爾街”運動究竟能否形成反映美國主流社會情緒的政治訴求，並匯集成強有力的、持續性的推動改革的社會力量，而且也取決於美國既有的政治和社會秩序是否真的已經不能夠進行自我調適，來舒緩因為利益分配失調所累積的社會緊張。

　　“佔領華爾街”運動始於9月17日，一批失業的年輕人在紐約金融區安營紮寨，抗議華爾街高管的鉅額薪金。但是從10月8日開始，不斷呈現升級和蔓延趨勢的抗議活動，使得整個事件的態勢似乎正在向前者的方向發展。

　　抗議活動從美國的經濟中心紐約傳染到政治中心華盛頓，抗議者聲稱他們將在本月佔領150個城市，並準備打一場持久戰。

　　這場始於金融中心紐約、由數百人發起的小規模抗議行動，如今已逐漸成為席捲全美的群眾性社會運動。它的抗議口號 “我們都是99%”現在已經被各地同類行動團體所採用，目的是反對經濟不平等和1%的特權階層。

　　但是對於“佔領華爾街”運動的真正性質，美國輿論一開始就呈現截然不同的評判，保守派認為該運動是由馬克思主義的激進分子和無政府主義的烏合之眾所發起的民粹運動；而自由派則認為它是一場窮人對富人的抗爭，致力於去剷除美國民主制所受到的金錢腐蝕。這種分歧是美國“極化”政治的真實再現，反映在美國政治光譜上就是右與左的傳統歧見，只不過在過去這種歧見通常很容易在規模龐大的中間派那裏得到彌合，而今日卻因為金融危機的打擊而尖銳對立起來。

　　三年前，華爾街的金融巨頭們因為不負責任的政策行為釀成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美國社會對華爾街的非議和責難就從未平息。在美國普通民眾看來，布什和奧巴馬兩任總統先後動用納稅人繳納的鉅額公共資金對華爾街施加援手，但華爾街卻並未投桃報李，而是一方面大量裁員，一方面繼續給高管發放高額獎金，同時還反對給富人加稅，並使美國政府在8月差點出現債務違約而蒙羞於世界。

　　當美國從中産階級到産業工人再到底層民眾的生活水平都出現全面下降，併為金融危機買單時，這批力量對華爾街的憤怒終於被全面激發起來。許多美國民眾認為，華爾街已恢複元氣，卻未能和普通民眾共度時艱，反而熱衷於內部分紅。而“佔領華爾街”的直接導火索正是華爾街大銀行要向消費者收取更高的賬戶費用，從而轉嫁去年通過的金融監管改革法給銀行帶來的成本負擔。

　　因此從根本上説，“佔領華爾街”運動是貧富懸殊下的蛋，在經濟形勢良好的時候，窮人還可以寄希望於從快速增長的經濟中改善境遇，而到了經濟蕭條期，它們便只能將憤怒的矛頭指向富裕階層。

　　20世紀90年代以來，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深度發展，加劇而不是彌合了社會不同階層之間的鴻溝。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制度不公愈演愈烈，社會結構固化，很多時候弱勢階層一開始就輸在了起跑線上，並很難有翻身的機會。在美國，社會財富高度向以華爾街為代表的少數富人手中集中。有數據顯示，最富有的5%美國人擁有全國72%的財富。在經濟衰退的背景下，美國社會的這種深層裂痕就日益得到裸露和放大。所以，在很大程度上，這場運動是在全球化、信息化進程中“失敗”的美國人對貪婪的華爾街金融精英們的一種“延遲討伐”。

　　金融危機的風口浪尖之際，全社會必定將所有的精力和關注點集中于如何應對危機。但金融風暴過後，人們對危機的反思和清算，必定會産生一場社會和政治危機。這種危機是對原有秩序的破壞，進而為新秩序的産生清空“場地”。“佔領華爾街”運動究竟是否是在開啟美國新一輪重大制度變革的序曲，或許還需我們耐心地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