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深陷“發展中的痛苦” 農業比較優勢喪失

　　4月6日，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抗議者身帶標語參加遊行。抗議困擾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毒品暴力活動。

4月16日，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市民走過被冰雹覆蓋的街道。

　　凋敝蕭條的農村、貧民窟連綿不絕的城市這是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的專家最近在墨西哥考察時，最直接的觀感。

　　2009年，墨西哥人均GDP已超過1萬美元，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但與中改院考察團接觸的墨西哥人無論是出租車司機，還是大學教師，卻普遍反映經濟增長僅僅使少數人受益，廣大社會成員並未享受到高收入國家應有的生活質量和社會福利，尤其是相當多的農民長期陷入“發展中的痛苦”。

　　中改院院長遲福林認為，這種“痛苦”既源於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區後農業比較優勢的喪失，又源於缺乏包容性的過度城市化，以及政府治理的失效。

　　目前，我國處於經濟、社會發展轉型的關鍵時期，墨西哥的發展教訓，對我國如何規避“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一個借鑒樣板。

　　喪失比較優勢的墨西哥農業

　　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區後，無論在技術、生産規模，還是在農業補貼方面，都無法與美國相比，造成農業競爭力下降，大量小農破産，農村貧困問題日益突出，糧食安全亦受到極大威脅。

　　1994年，墨西哥正式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區(N A F T A )，實 施 全 面 自 由 化 政 策 。加 入N A FT A初期，對促進墨西哥經濟增長、吸引外資、吸收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發揮了重要作用，並使墨西哥迅速擺脫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金融危機衝擊。

　　但是，目前北美自由貿易區也對墨西哥經濟社會，特別是農業的發展帶來一系列負面影響，其程度甚至超過墨西哥歷史上發生的兩次金融危機。

　　最直接的表現是墨西哥的農業比較優勢已不復存在。上世紀90年代前，墨西哥傳統農産品，如玉米、大豆、蔬菜、咖啡等，在世界貿易中曾有較大競爭優勢，但這種優勢正逐步喪失。

　　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經濟學院瓦加斯博士向中改院專家介紹説，墨西哥加入北美自貿區後，農業遭受沉重的打擊，尤其是2008年實行全面自由化政策以來，農産品關稅解除，使得這一狀況進一步惡化。原因在於，無論在技術、生産規模，還是在農業補貼方面，墨西哥都無法與美國相比，造成農業競爭力下降。例如，墨西哥最重要的農産品玉米，2010年上半年從美國的進口價格是每噸180美元，而墨西哥産玉米的大宗交易價格是每噸200美元。

　　上述情況使墨西哥農業生産、農村發展、農民收入出現了一系列結構性矛盾和問題。

　　當前，墨西哥經濟“去農業化”趨勢日益明顯。墨西哥農業發展基金會瑞茲博士介紹説，墨西哥大量農民已破産或放棄農業生産，45歲以下的勞動力不斷流向城市或國外，留在農村務農的勞動力平均只有5至6年的受教育年限，農業科技推廣很困難；墨西哥農業部前部長烏薩比亞加表示，農民投資農業的意願大大降低，近年來有超過一半的農民沒有向農業投資過，當前農業收入只佔墨西哥農民收入的30%左後。

　　中改院院長遲福林分析説，墨西哥經濟去農業化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內部因素。從內部看，資本大量下鄉後，大農場主壟斷了農産品價格，獲得大部分農業補貼，小農戶無法與之競爭，紛紛破産。例如，墨西哥有6家大玉米公司，最大1家獨佔了70%的貿易量，控制了墨西哥玉米的貿易價格。

　　經濟去農業化已使墨西哥的糧食安全受到極大威脅。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經濟學院波蘭科教授告訴考察團成員，加入北美自貿區後，墨西哥已由農産品凈出口國變成凈進口國。上世紀80年代墨西哥40%的外匯收入依賴農産品出口，現在50%以上的食品卻需要進口，為了滿足國內糧食需求，每年花在進口食品的外匯支出相當於墨西哥全部移民在美國打工一年寄回的錢，或相當於墨西哥一年的石油出口收入。

　　由於農業比較優勢喪失，墨西哥大量小農破産，農村貧困問題日益突出。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托雷斯博士介紹説，目前墨西哥1.12億人口中，有大約6000萬貧困人口，接近全國人口的60%，其中，80%的貧困人口來自農村。

　　缺乏包容性的城市化之痛

　　墨西哥的城市化是農村經濟衰敗後不得已而為之的“被城市化”，加之未建立起獨立的工業體系，城市人口又相對集中在幾個大城市，導致“大城市病”越發嚴重，交通、環境污染等社會問題日益突出，墨西哥城等大城市已不堪重負。

　　自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以來，墨西哥城市化水平經歷了一個快速提升的過程，但墨西哥的快速城市化，並未像歐美國家那樣帶來地區繁榮，而是充斥著農民和城市貧民的失望與痛苦。

　　墨西哥農業部長弗朗西斯科馬約爾加在接見中改院考察團成員時介紹説，1960年墨西哥城市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城市化率達到50.7%，2008年進一步提高到77.2%，超過德國、意大利、日本等發達國家的城市化率。歐洲城市人口比重從40%提高到60%經過了50年，拉美國家平均用了25年，而墨西哥僅用了20年。

　　但是，由於城市化過程缺乏産業和農村的支撐，加之政府財力捉襟見肘，城市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不足，使墨西哥的城市化已演變為“過度城市化”。

　　在城市化過程中，墨西哥始終沒有建立起獨立的工業體系。中改院專家分析説，2008年墨西哥城市化率為77.2%，而當年工業化水平只有37.1%。在工業化發展嚴重滯後和農業比較優勢喪失的雙重壓力下，大量的農村人口涌入了城市，卻缺乏就業渠道，産生了失業、城市貧困等一系列突出的社會問題。

　　走在墨西哥城的大街上，隨處可見沿街叫賣的小商販，或是拿著清潔劑和抹布為堵車的汽車擦車窗的人員，非正式就業已成為墨西哥進城農民的主要就業形式。

　　墨西哥農村社會發展部羅薩勒斯司長介紹説，每年約有100萬青年進入勞動力市場，但政府只能提供25萬個就業崗位。進城的農民大多年齡偏大，平均受教育年限低，難以獲得職業培訓，缺乏文化知識和工業技能，很難適應城市工業對技術工人的需求，工業部門吸納不了從農村源源不斷轉移出來的剩餘勞動力，那些找不到工作的人們，包括婦女和兒童，源源不斷地涌向“城市非正規就業行業”。

　　即使是城市白領階層，也時刻感到生活壓力，不得不從事更多兼職工作來增加收入。例如，為中改院考察團服務的司機米格爾是一名大學教師，人類學碩士。他業餘時間靠為旅遊團當兼職司機賺取外快。

　　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經濟研究學院德加第羅博士認為，自上世紀60年代後，農村大莊園制度導致土地兼併，再加上政府不重視農業和近年來不斷增加的資本下鄉趨勢，大量農民在破産並喪失發展空間後，不得不進入城市尋找新的生存機會，墨西哥的城市化是農村經濟衰敗後不得已而為之的“被城市化”，或者説是資本剝奪農民的過程，是剝奪農村的城市化。

　　中改院專家考察發現，由於墨西哥城市化的進程非常快，而城市人口又相對集中在墨西哥城、瓜達拉哈拉、蒙特雷等少數幾個大城市，過度的城市化導致“大城市病”越發嚴重，交通、環境污染等社會問題日益突出，墨西哥城等大城市已不堪重負。

　　城市貧困以及相伴而生的貧民窟已經成為墨西哥發展過程中長期偏重效率而忽視公平的具體表現，成為制約墨西哥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痼疾。據統計，墨西哥居住在城市貧民窟中的人口達到470萬人，約佔城市總人口的20%。

　　1940年墨西哥城人口約164.5萬，到目前已增長到2000萬左右，年均增長超過5%，其中絕大部分是農村轉移人口。中改院專家考察了墨西哥城綿延數十公里的貧民窟。陪同人員介紹説，由於政府對城市化速度估計不足，難以為龐大的人群提供住房，進城農民也無力通過正規市場解決住房問題，於是只能佔用城市邊緣的公共土地建造簡陋住所，貧民窟的範圍和數量不斷擴張。

　　貧民窟居民是墨西哥快速城市化的受害者，大都對政府懷有不滿情緒，構成政治上的不穩定因素。近年來，墨西哥許多大規模民眾抗議活動都是從貧民窟中爆發的，大大小小的貧民窟仿佛成了“獨立王國”，毒品、暴力犯罪肆虐。

　　墨西哥缺乏包容性的城市化主要表現為收入分配差距的日益擴大和公共服務的不均等。

　　墨西哥勞動報酬佔G D P的比重始終徘徊在35%左右的水平，無法與經濟增長同步；此外，城市化進入快速發展期以來，城市基尼系數從0.67上升到0.78，收入分配極不平等。墨西哥經濟與教育研究中心中國研究部主任、原墨駐華大使奧古亞諾教授指出，城市裏最高收入群體的收入大約是最低收入群體的34倍，而且收入差距將長期固化，縮小的難度相當大。

　　被質疑的政府治理

　　農業優勢的喪失，收入分配嚴重不公，城市貧困與農村極端貧困並存，社會動蕩不堪“痛苦的發展”使許多墨西哥學者反思，發展的目的是為了什麼？

　　中改院專家在墨西哥考察時，常常看到大批的示威人群，要求增加工資。

　　兼職司機米格爾説，墨西哥稅務部門屈從於大資本家，稅負主要由中低收入群體承擔。他指著墨西哥政府稅務大樓説“這是墨西哥最糟糕的部門，也是我們最討厭的部門。”

　　主要來自低收入階層的政府財政收入，根本無力保障公共服務供給，教育、醫療服務成本高、效率低，導致基本公共産品長期短缺。

　　例如，由於政府無力向城市貧民窟提供水、電等基礎設施，長期採取了放任不管政策。居民用水要靠自我組織起來建小型的水塔、水泵或盜用城市供水系統的水，用電則從附近的輸電站偷電。貧民窟的子女也很難接受較好的教育和醫療，貧民窟裏每100個人上小學的人中，只有40個能升入初級中學，其中的20人能上到高中，只有1個人能進入大學。

　　加入NAFTA後，墨西哥政府採取了農業補貼政策，出臺了“鄉村直接支持計劃”，每年大約支出250萬比索補貼那些人均耕種面積小于5公頃的小農，主要用於改善灌溉條件，目的是減少自由貿易給農民尤其是那些最貧困農民帶來的損失，從實際效果來看，“鄉村直接支持計劃”以及其他農業支持項目遠未實現預想的目標，實際上，大量的農業補貼進了大資本家和大農場主手中，

　　墨西哥農業發展基金會瑞茲博士説，1994年以來，墨西哥政府對農民的現金直補累計達到200億美元，是拉美國家中補貼最高的。但10%的大農場主得到了80%的農業補貼，眾多的小農戶根本無法享受到農業補貼。農業補貼項目不僅沒有起到反貧困的作用，反而成了導致貧富差距加大，貧困惡性循環的重要因素。

　　中改院專家認為，墨西哥政府的公共服務局限于單個項目的推動，缺乏整體的公共服務體系設計，公共服務覆蓋面較小，公共産品短缺問題在墨西哥的城市普遍存在。據墨西哥社會發展部計劃司司長提耶拉先生介紹，墨西哥城市裏的養老金只針對正規就業的人，但大部分農民進城後很難獲得正式工作，大多是非正式、臨時就業，難以享受到相關的服務。此外財政支出不合理也是墨西哥發展面臨的重要問題，當面臨財政支出壓力時，政府往往首先壓縮基礎設施投資，忽視了公共部門的資本投入和積累，削弱了經濟長期增長的能力。

　　應警惕我國面臨的“中等收入陷阱”風險

　　據中改院2010年改革問卷調查顯示，有61.51%的受調查專家認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已面臨著“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應當引起高度關注。

　　中改院院長遲福林認為，墨西哥發展中遇到的一些問題，在我國並不是沒有。我們應深刻思考墨西哥的經驗教訓，防止陷入“發展中的痛苦”。

　　他介紹説，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指新興市場國家經過快速發展、人均G D P達到3000美元左右，快速發展中積累的矛盾集中爆發，而又未能適時擺脫以往發展模式的局限，從而跌入經濟增長的長期低速、甚至是停滯，激發一系列社會問題和衝突。2010年我國人均G D P已超過4000美元，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導致“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的因素不僅存在，而且近幾年風險還在增加。

　　其主要表現在：收入分配差距、貧富差距不斷擴大。例如，我國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已達到3.33：1；公共産品短缺、公共服務不到位的矛盾仍然突出，從現實看，社會成員的基本公共服務差距成為實際收入差距的重要組成部分，若把基本公共服務，包括義務教育、基本醫療、社會保障等因素考慮在內，城鄉居民人均實際收入差距將由3 .33倍提高到5至6倍。居民消費率持續走低，1978年，我國的消費率為62.1%，2008年降至48.6%，為改革開放以來的最低水平，其中居民消費率下降尤為明顯。1978年居民消費率為48.8%，2008年下降到歷史最低點35.3%。近兩年來，在擴大內需的政策刺激下，居民消費率只增加了0.3個百分點。上述問題解決不好，都有可能成為“中等收入陷阱”風險加大的誘因。

　　他表示，避免未來邁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在於實現“民富優先”發展政策導向，這既是釋放社會總需求的重大選擇，也是扭轉收入分配差距的重大選擇，更是實現公平發展的重大選擇。

　　吸取墨西哥發展教訓，應讓農民工成為歷史。遲福林分析説，墨西哥農民工大量涌入進城，但並未真正融入城市，處於“半城市化”狀態，由此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我國應儘早實現農民工市民化，以避免“城市化之痛”。如果10至15年內不能解決農民工問題，由此所付出的社會代價將遠大於現在解決農民工問題所需要的財政成本。

　　吸取墨西哥發展教訓，要高度重視全球化中的糧食安全問題和資本下鄉問題。墨西哥加入北美自貿區後農業比較優勢的逐步喪失和大農場主的壟斷地位，不僅嚴重威脅到國家糧食安全，而且導致大批小農破産，逼迫農民放棄農業生産涌入城市。遲福林認為，從現實狀況看，我國耕地面積持續縮減、農業基礎薄弱、人口仍在增長，同時還要面對自然災害加劇、糧食消費升級等問題。在全球化過程中，我國應高度重視糧食安全問題，進一步加大耕地保護力度，加大對農業的投入，提高農民種糧積極性；同時，防止資本過度下鄉，維護農戶家庭在農業經營中的主體地位。

　　在墨西哥，廣大社會成員對政府治理産生了懷疑和失望，政府作用難以有效發揮。吸取墨西哥發展過程中的教訓，我國政府應努力改善公共治理結構，維護公共利益和形象，這對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保障社會的和諧穩定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