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核泄漏後首場國際氣候談判舉行

　　中國網訊 2011年氣候變化國際談判會議的第一次預備會于4月3日至8日在泰國曼谷舉行。這是日本發生核泄漏後，首場國際氣候談判。NRDC（美國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能源與氣候變化高級顧問楊富強在泰國曼谷發來現場觀察和評論。

　　曼谷會議會提升氣候變化談判的熱度嗎？

　　2010年底的坎昆會議使熱度驟降的氣候變化談判重回正常的談判軌道。2011年人們正拭目以待，看看2011年底的南非德班會議（COP17）有什麼進展。在今年初春，我曾對南非德班會議作出以下三個情景分析。

　　第一種情景：《京都議定書》第二次承諾期各方有較高的承諾目標，LCA（長期合作行動）達到有法律約束力文本，雙軌制平衡發展，導致德班談判會議達成有法律約束力的條約。

　　第二種情景：各方積極參與談判，提供建設性的意見，有較好的政治意願和妥協方案，儘管許多分歧有減少趨勢，但是主要分歧依舊。各方希望談判繼續。通過“德班協議”，授權韓國首爾的第十八次締約方會議繼續進行談判。

　　第三種情景：談判遇到困難，各方提議缺少建設性，各方缺少信任，主要的國家之間分歧依舊，沒有準備好未來尋求彌合分歧的政治意願和計劃，導致談判無果，致使下一次談判渺茫。

　　大家希望在2011年南非德班第十七次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條約大會達成有法律約束力、綜合的、平衡的和較高政治承諾的條約。第一種情景應該是首選併為此而努力。第二種情景為2012年的韓國首爾會議掃除一些障礙，鋪平道路，爭取更多的時間，是下選項。德班會議除了能夠産生共同協議外，還能在技術、適應和快速啟動資金上取得進展的話，德班會議還有成果可言。第三種情景拖累南非班德會議無果而終， 也使得韓國首爾會議渺茫。在首爾會議上很可能只有“各自目標，分別表述，志願實施”的文件，而沒有強制性的有法律約束力的條約，對未來的氣候變化談判，帶來後患。

　　曼谷會議將告訴我們2011年的談判會走向何方，如果軌跡在開始時就偏差了，糾正起來就會費力，甚至耽誤今年目標的實現。在曼谷會議上我們需要觀察的主要問題如下：

　　1.日本：日本今年3月11日的九級大地震、大海嘯和福島核電泄漏危機，給日本和周邊國家的生態和生命安全造成極大威脅。日本在應對嚴峻的經濟破壞和核電危機時，將會在應對氣候變化的態度上發生怎樣的變化？日本是否會更強硬的要求降低25%的CO2減排目標？日本的電力需求是否會轉向煤電，從而增加減排難度。

　　2.美國：美國的經濟復蘇是否達到預期目的？第二輪量化寬鬆的金融刺激作用對氣候變化有何正、負面影響？奧巴馬總統是否將第二任期選舉的輸贏做為重中之重而忽視氣候變化？日本核電危機對美國核電發展的衝擊幅度幾何？

　　3.歐盟：歐盟是否仍然保持低調，沒有充當“氣候變化領導者”的政治意願。近期北約對利比亞的戰爭將如何影響歐盟在氣候變化上的決策？阿拉伯聯盟和非洲聯盟在氣候變化談判上是否會表達對歐盟的不滿。歐盟的財政危機是否會加速和擴大歐盟各國之間的分歧，以至影響氣候變化上的口徑和步調。歐盟是否還在20%的減排目標上止步不前？

　　4.加拿大：加拿大國會通過歷史上未發生過的對政府的“不勝任案”，導致現任保守黨政府的解散並在6月份舉行大選。這種政治上的混亂局面對加拿大政府的氣候談判是正面還是負面影響，需要認真觀察，尤其是在競選中的氣候變化的策略和口號對大選的分量。

　　5.金磚五國和基礎四國：在氣候變化談判中，基礎四國（BSIC）(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國)扮演著重要和積極的角色，而俄羅斯的氣候變化的政治態度和策略時常受到其它國家的批評。俄羅斯談判的策略不積極也不張揚，但常有令人沮喪的舉動。金磚五國（BRICS）正在組成一個新的聯盟，協調在經濟、金融、貿易、外交和政治上的行動。但在氣候變化談判上是否會從基礎四國擴充為金磚五國。氣候問題上的分歧會給金磚五國聯盟帶來什麼負面影響？

　　6.中國：中國在氣候變化談判上的一舉一動都受到密切的關注。這種關注隨著CO2排放量的日益增長而倍增。中國政府在今年三月人大會議上提出CO2強度下降17%的指標，這在國內具有法律約束力。我們需要觀察各國對此目標的反應如何？尤其要觀察有什麼負面評論（包括發達和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會採取什麼“以攻為守”的策略。中國及基礎四國在排放峰值、2 所對應的長期減排計劃、MRV及綠色基金的籌集等問題上的態度也是關注的重點。

　　曼谷正值夏季。歷屆氣候談判的曼谷會議雖然規模小，但一葉知秋。曼谷會議也是風向儀和測溫器，看看談判的走向是否正確，熱度是否高。由此便可預測今年南非的德班會議有什麼樣的結果。

　　發達國家減排行動的回顧和介紹

　　與往常唇槍舌戰的辯論開場不一樣，在2011年，曼谷氣候變化談判第一次會議上，締約方會議主席團商定，2011年4月3日至8日在泰國曼谷舉行兩個特設工作組的正式屆會和會前研討會。4月3日和4日舉行會議前研討會，3日和4日分別由附件1國家和主要結盟小組，以及發展中國家介紹各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開展的行動。

　　這種研討會的形式儘管內容大都已敘述過，新意不多，但把國家行動方案再次集仲介紹，無非是強調減少二氧化碳排放是幹出來的，要實施具體的行動。這在談判桌上靠嘴皮論戰，其用意不言而明，其目的耐人尋味。在今天的附件 1國家介紹中，除美國、法國、新西蘭、德國、澳大利亞、瑞士、俄羅斯、瑞典、日本、波蘭、英國、冰島等發達國家外，歐盟、77個國家集團+中國、小島國聯盟、印度和玻利維亞代表的發展中國家集團做了介紹。

　　發展中國家集團在發言中繼續強調指出，即使將附件1國家的全部承諾和發展中國家所作出的國家行動方案加起來，本世紀末將溫升控制在2 C的要求，在2020年仍有70億噸-60億噸CO2排放的差距。發達國家必須要做更多的減排，才能給發展中國家留出有限的發展空間。在目前行動方案的總減量中，發展中國家佔到56%以上，扮演了主要的角色。

　　附件1 國家的發言中，老調重彈的多，新意較少。有幾個國家的發言還是值得回顧一下。美國代表在發言中，羅列了許多正在執行和尚在計劃中的實施方案，認為美國CO2排放在2009年來首次下降，除了金融危機的影響外，奧巴馬政府的行動也起了效果。美國代表再三強調美國國內政體不同，立法困難和經濟人口增長等因素，認為原先提出在2005年基礎上，2020年減排17%的目標是突出的。對其他國家代表提出的美國減排目標可否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較的問題，美國代表再三辯解，甚不耐煩。

　　日本代表的發言與眾不同，沒有對國家的減排行動進行介紹，而是借此機會，對各國在日本大地震和大海嘯災難的同情和支持，表示感謝。日本代表提出，在核電泄漏的危機中，討論日本能源的供需變化和對氣候變化談判的影響，為時尚早。日本代表的發言，沒有聯絡25%的減排目標，其含意引人揣測。澳大利亞和俄羅斯仍強調自然條件特殊，發展經濟為首要任務，提出一組不同的以他國減排為前提的減排目標。

　　瑞士、瑞典、波蘭、英國等歐洲國家表明，在經濟保持發展的同時，可以與碳排放脫鉤（碳排放減少）。他們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技術和市場機制的解決方案值得借鑒和學習。德國代表的發言令人印象較深。德國提出在2020年減少40%的目標是在歐盟減排30%的基礎上作出的，將了歐盟一軍。德國2030年減排50%，2040年和2050年各減排70%和80%-95%。除了利用市場機制外，新能源將從20%的能源供應上升到60%以上。

　　坎昆會議以後，許多最新的科學研究表明，即使溫升達到2.5 C，極有可能對氣候變化産生重大影響。儘管在歷次談判中要求附件1國家在1990年的基礎上，2020年要消減25-40%二氧化碳排放，但是直到今天，所有附件1國家所做的承諾只達到減少1-7%，相差甚遠。此外，在抵衝CO2排放的其他機制中，附件1國家的做法不僅無助於減排，反而推升了12億噸CO2排放。CDM的重復計算，也導致13億噸CO2的排放。

　　國際NGO指出，2009年歐盟CO2排放在1990水平上減少了17.3% ，已接近20%。歐盟提出在2020年減少20%的目標是毫無意義的。歐盟應將減排目標上升到至少30%以上。這樣做，有利於在2050年消減80-95%的目標的實現。歐盟的碳市場交易不容樂觀，有了較高的目標，才能激活碳市場的生命力，促進碳市場的發展。太低的減排目標，不但不能促進碳排放高的部門認真減排，反而使這些部門坐享份額分配中所産生的額外“碳紅利”。對投資者來講，高的減排目標有較少的不確定性風險和較高的投資回報率，刺激投資者偏好節能減碳技術和企業。投資越多，創造的就業崗位和機會就越多。有關研究表明，歐盟減排目標從20%提高到30%，歐洲總投資從佔GDP的18%增加到22%，促進GDP有6200億歐元的增長，增加600萬個就業崗位，增強了歐洲工業和企業的競爭力。

　　誰是應對氣候變化的英雄

　　繼4月3日發達國家對減排行動做了介紹，4日由發展中國家對國家適合減排行動（又稱NAMA）的介紹登臺亮相。令人吃驚的是，有48個發展中國家向聯合國氣候變化秘書處提交了NAMA報告，就連積極推動氣候變化談判的國際NGO組織也連説“想不到”。

　　4月4日有墨西哥、中國、加納、印度、韓國、秘魯、小島國聯盟、新加坡、南非、澳大利亞、馬紹爾群島、孟加拉做了介紹。全球環境基金（GEF）和氣候行動網絡（CAN）對本機構和對全球減排行動進行了評論。發展中國家對NAMA在聯合國氣候變化談判中的巴厘路線圖的定義加以重申，明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做出的承諾有本質的區別，以免混淆視聽，渾水摸魚。

　　基礎四國(BSIC，巴西、南非、印度、中國)在去年報告的NAMA中，又增添了新的內容。巴西有世界上最大的熱帶雨林，對氣候變化的減排影響很大。巴西政府提出到2020年，與照常情景相比，降低36-39%的等效CO2排放（包括熱帶雨林的保護和恢復）。換句話説，要在2005年的基礎上降低12-15%，可減少1G噸（1G噸=10億噸）CO2排放。2020年為排放頂峰，隨後下降。南非在2020年與情景照常相比，降低34%; 在2025年降低42%。2020年是第一個轉捩點，CO2排放從迅速上升轉為緩慢增長。2020-2025期間為排放增長平（微博）坦期，2025年為第二個轉捩點，CO2排放開始下降。2020年和2025年與照常情景相比，減少0.15G噸和0.22G噸CO2排放。2050年排放達到0.3G噸，只是2003年的68%。

　　印度到2020年CO2排放比2005年水平降低20-25%，與情景照常相比，可減少1.95G噸CO2排放。印度沒有涉及何時達到CO2排放轉捩點，排放下降。中國在2005-2010年期間，能耗強度下降19.1%，減少了1.7G噸的CO2排放。從2010-2015年，CO2強度要下降17%，2020年在2005年的水平上，CO2強度下降40-45%。另外可再生能源份額的15%指標以及森林碳匯指標也都成為國內有法律約束力的指標。基礎四國的NAMA中減排目標雖然沒有太大的變化，但實施內容和力度都有所加強。

　　其它發展中國家也提出雄心勃勃的NAMA方案。墨西哥在2020年比基礎年（2000）下降30%，到2050年下降50%。韓國90%的能源靠進口，但2020年要比基礎年下降20%。秘魯國家的目標引人注目。秘魯不僅要保護和恢復熱帶雨林，在未來，40%以上的能源供應來自可再生能源。新加坡基本上能源全靠進口，通過提高節能和使用天然氣，2020年降低7-11%的CO2排放。馬爾代夫群島邀請國際專家協助研究，認為2020年在2009年的水平上降低40%是可行的。孟加拉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完全沒有責任提交NAMA的方案。但孟加拉提交並介紹NAMA的內容，實際操作性很強。小島國聯盟指出，2020年的排放水平與2 C溫升控制的要求，有5G噸-9G噸CO2排放的差距。2013-2015年，按照坎昆會議的決議，要求溫升控制在1.5 C的目標進行討論，減排的力度更要加大。彌補這種差距，發達國家要向發展中國家NAMA項目提供的資金支持，至少達到當年GDP的0.4%。加納著重説明，發展中國家對資金的需要是迫切的，主要用於技術、能力建設、適應和減排項目上。南非代表指出，要滿足和實現2050年的目標，僅國際資金需求就到達1萬億美元。

　　全球環境基金現有資金44億美元，支持世界150個國家的各種項目。今後要重點支持發展中國家的NAMA計劃。但當發展中國家指出，現有資金只是杯水車薪。需要更多的新的額外的充足資金。GEF官員對此三緘其口，沒有回答。國際行動網絡（CAN）是由國際上許多積極推動氣候變化談判的NGO組織聯合倡立的，CAN的代表著重強調全球迫切需要一個儘快的、更嚴格的、有法律約束力的條約來推動減排行動。發達國家要改變只説不做，承諾越低越好的不負責任局面，做出更多更高的承諾，給發展中國家留出更多發展空間。NAMA是發展中國家實施的減排行動，走低碳經濟發展的道路，同時還可應對貧窮和就業等嚴峻的問題。

　　澳大利亞的發言充分表明了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NAMA的態度，即想讓發展中國家做出減排行動方案，又認為這些行動水分太大，要進行報告、測量和核定，要求各項行動項目和數據要完全透明，減排效果要有註冊登記等。因此，在行動方案的技術和資金支持上，仍有許多分歧需要消除和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