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報：從福島“死士”看西方人不懂東方的價值

　　中新網3月18日電 台灣《中國時報》18日刊出評論説，對美國這個西方民族而言，理性判斷絕對優於感性付出，然而在於東方民族而言，理性的判斷在於感性的基礎。因此當美國專家認為日本福島神風式五十名人員抱著必死決心，堅守最後一道防線的“自殺任務”是不理性行為時，又豈知正是東方民族“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心理反射。

　　文章摘編如下：

　　看見報載日本福島核電廠機組爆炸，輻射外泄造成安全疑慮，而留下的五十名人員抱著必死決心，堅守最後一道防線，要死守核電廠的相關新聞，相信很多人一定為之動容不已！同一時間也有美國政府官員及專家都認為這些動作已經太晚了；專家甚至批評，留下來死守的工作人員，等於是在執行神風式自殺任務，再怎麼處理也沒有辦法阻止核能輻射外泄。

　　我想到的是那些留守人員的家人們如何捨得讓自己的至親愛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當民眾為著五十英雄讚佩，也有民意代表對台灣島內相關官員提出一樣的要求時，我設身處地地想：我能否有此勇氣去“視死如歸”呢？

　　古訓“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在可能情況下或許這做得到，但在生死交關時，是否能夠“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呢？我想是真不容易吧。要不然文天祥《正氣歌》也不會如此盪氣迴腸了罷。記得年輕時讀到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林覺民《與妻訣別書》中所提到的“吾充吾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顧汝也。”這種不顧摯愛的無情，其實正是先哲莊子的大愛忘情啊。

　　對美國這個西方民族而言，理性判斷絕對優於感性付出，然而在於東方民族而言，理性的判斷在於感性的基礎，此所以儒家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這種有等差的行為，在於人要基於自我的道德素養。一個不能愛己的人又如何能要求他愛別人，此與西方基督教的愛人如己博愛情懷是大異其趣的，不論從社會的發展或制度面的建立，這是東西方絕然不同的基理。所以當美國專家認為這種神風式自殺任務是不理性行為，又豈知正是東方民族“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心理反射。

　　西方文化建立在“法理情”的順序上，因此在制度面上先要求，而後談道理與人情，東方民族則講“情理法”，制度的建立在於人的基礎上，舍人則無制度可言，這在於人心之思考模式。所以要發“四端之心”，才能“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大無畏精神。也因為這樣，才能有所為有所不為，當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因為早已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的判準，自然敢勇於就死而不懼。

　　筆者要強調的是，事前的詳盡規劃是領導者必要的功課，然而當事情來臨時，再多的悔責於事無補，如何當下面對並解決才是正途，事後的檢討與改進，讓悲劇狀況降低甚至避免，才是一個社會應有的理性行為。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但請勿以此相責，而是同體大悲。在哀悼一衣帶水的鄰居災難時，謹慎作為“殷鑒”，但不要以此而不理性的要求。(陳嚴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