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少壯派”走上前臺 對華外交出現兩個誤判

    日本菅直人內閣的“少壯派”官員，大都是二戰後出生的新生代。他們對中日關係（穩步推進的）來之不易沒有深刻體會，對中日領導人過去在釣魚島問題上的智慧依然有生命力沒有認識，因此做出了輕率唐突的舉動。——中國前副外長、前駐日大使徐敦信

    徐敦信：中國前任副外長、前駐日大使

    中國前副外長、前駐日大使徐敦信：

　　寫在前面

    回首2010年的中日關係，似乎可用兩句話概括：高開低走，風雲突變。所謂“高開”，是指鳩山由紀夫掌權的2010年前半年，延續2009年的趨勢，中日關係在“高位”運行。2009年9月，鳩山就任首相、10月即訪華，具有象徵意義。特別是他在對外關繫上，努力修正自民黨時代過於依賴美國的做法，表現出更重視亞洲的傾向。

    去年6月菅直人上任之初，人們對中日關係還相當看好。特別是8月15日日本戰敗日，菅直人內閣成員沒有一人參拜靖國神社。菅直人內閣在“歷史問題”上與自民黨做了切割，但在某些“現實問題”上卻比自民黨時期走得更遠。

    去年9月，菅直人內閣對釣魚島事件的處理，其效應就像山崩海嘯一樣，具有震撼性。12月17日，日本新《防衛計劃大綱》正式出臺，此前兩周，日美還進行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聯合軍事演習。這次軍演與《防衛計劃大綱》前後呼應，其劍指何方，答案也很清楚。

    從事了近半個世紀對日外交的中國外交部前副部長、前駐日大使徐敦信認為，2010年中日關係出人意料的變化再次證明：中日兩個東亞大國要真正走上全面、深入、可持續地友好合作的康莊大道，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帆風順。他對2010年中日關係的定義是：“前進中出現較大起伏，兩國關係受到嚴重衝擊”。

    徐敦信特別強調，回顧一年來的中日關係，釣魚島事件是焦點，但並非兩國關係的全貌。日本的統計表明，今年上半年中日雙邊貿易額同比增長34.5%，超過1387億美元，為兩國半年雙邊貿易額最高紀錄。

    文、圖/本報特派北京記者 李明波

　　日美關係“矯枉過正”

　　民主黨外交四處受挫

    2010年9月，中日“撞船事件”是一個分水嶺，導致中日關係倒退。

　　日政壇“改朝換代”

　　為中日變冷埋伏筆

    從事了近半個世紀對日外交的徐敦信告訴本報記者，如果要真正了解目前日本政局的變化，就必須重新回顧2009年夏秋之際日本政局的更替。在他看來，民主黨取代自民黨上臺執政，是日本戰後真正意義上的“改朝換代”，“改朝換代就意味著日本內政外交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變”。

    現任外交部外交政策諮詢委員會委員的徐敦信表示，就外交政策而言，日本民主黨政府並沒有完全推翻自民黨的政策，而是既有繼承又有發展與創新。比如強調日美關繫緊密與對等、外交要以國家利益為重等。

    在徐敦信看來，鳩山在首相寶座上呆了不到1年就被迫辭職，很大因素是新政遭到美國的強烈反對，最終“裏外不是人”的鳩山首相只能辭職。

    徐敦信指出，接替鳩山的菅直人在內閣班子上做了重大調整，日本政壇的新生代和少壯派們紛紛走上前臺，掌握了日本的黨政要津，其中以48歲的外相前原誠司為代表，而民主黨內的“鳩山派”和“小澤派”只能靠邊站。徐敦信相信，日本政壇在2010年年中的“大換血”，也為下半年中日關係變冷埋下伏筆。

　　推行“悅美”外交

　　陷入“四面楚歌”

    2010年下半年以來，除了中日關係外，日俄關係又因北方四島(俄稱南千島群島)爭端而惡化。從來沒有執政經驗的民主黨政權，由於缺少外交經驗而陷入“四面楚歌”。

    對日美關係2010年上半年的低谷，徐敦信的看法較客觀。他認為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基石，是歷史因素形成的，他理解日美關係的重要性。不過他強調指出，時代不同了，日本的外交也應該與時俱進。

    在徐敦信看來，鳩山因得罪美國而下臺，接替他的菅直人吸取了教訓，但在日美關繫上卻“矯枉過正”，將改善日美關係當成了日本外交的頭等大事，在釣魚島非法扣押中國漁民事件、朝鮮半島危機、修改新防衛大綱等事件中處處取悅美國。

    徐敦信説，據悉日本國內也有批評聲音，認為菅直人不惜以犧牲與其它國家的關係而強調日美關係。他認為，小泉當年的“脫亞隨美”外交可以説是前車之鑒。

　　對話專家

    我不贊同用簡單的“兩分法”或貼標簽的方法劃分鴿派、鷹派。因為客觀事物是複雜的，人是會變的。

　　展望

　　對中日關係不悲觀

　　不贊成“鷹派、鴿派”

    廣州日報：評論認為，菅直人內閣的對華外交已經被以外相前原誠司為代表的“鷹派”主導，中日關係可能被逆轉為對抗關係。您如何看這個問題？

    徐敦信：我首先想説的是，在國際關係中，我不贊同用簡單的“兩分法”或貼標簽的方法劃分鴿派、鷹派。因為客觀事物是複雜的，人是會變的。用一時一事的言行為一個政治家定性不可能。

    以我經歷的中日關係為例，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某個日本政治家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但是在另外一些事情上，他又做了有利於中日關係的事情，這樣的事例並不罕見。

    菅直人內閣的“少壯派”官員，大都是二戰後出生的新生代。對這些一步登天的年輕官員來説，精力旺盛總想有所作為。但這些人沒有什麼經驗，原來就是普通的國會議員，現在平步青雲做了內閣部長。他們對中日關係來之不易沒有深刻體會,對中日領導人過去在釣魚島問題上的智慧依然有生命力沒有認識，因此做出了輕率唐突的舉動。

    可以説，一些年輕的政治家，由於對於中日關係歷史缺乏深刻的理解，一時有些不當言行不足為怪。我們不妨將眼光放長一點，我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會有足夠的經驗教訓讓他們妥善處理中日關係。

    我對中日關係的未來還是“謹慎樂觀”，並不感到悲觀。即使出現第二個小泉，也是過渡的、暫時的。我曾講過，兩國關係長期穩定就包含不應因政權變動而受影響。

    為什麼我對中日關係“謹慎樂觀”，根本問題在於，任何一個政治家都必須要考慮國家的利益。日本今天的利益所在決定他不可能跟中國鬧僵。

    我認為日方有兩個誤判：

    第一就是誤認為中方可能改變上述既定方針；第二個誤判是認為中國今年外交處境不利

　　幕後

　　菅直人內閣誤判形勢

　　誤判責任在日本方面

    廣州日報：有日本媒體透露説，自民黨和民主黨在政權交接的時候，自民黨在日美關係、日中關係的一些內部協議故意沒有向民主黨交代？

    徐敦信：這僅僅是一些日本人的推測。就中日關係而言，雙方在釣魚島問題上不存在秘密協議。

    釣魚島問題是歷史遺留問題，早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就有的問題。雙方老一代領導人都意識到這個問題的敏感性和重要性，不應因這個問題影響到邦交正常化，可以將這個問題放一放，以後再説。

    我認為日方有兩個誤判：

    第一就是誤認為中方可能改變上述(將釣魚島問題放一放，以後再説)的既定方針。

    第二個誤判是認為中國今年外交處境不利，中國在南海、黃海都“有事”，趁機在釣魚島問題上發難，中國可能無可奈何，美國人也會高興。但中國絕不會吞下苦果，特別在涉及領土主權的問題上。

    去年9月釣魚島事件有諸多原因，但最關鍵的一點是政治互信的缺失導致菅直人內閣誤判形勢，進而導致行動的升級和出格，責任在日本方面，非法扣押中國漁民，甚至要按日本國內法處置中國漁民，這些都是出格行為，過去從來沒有過的。

    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民主黨上臺後為了有別於自民黨，在外交政策的制定上強調“政治家主導”，這自然會影響到日本外務官員積極性的發揮。在中日關係陷入低谷時，他們處於旁觀者的地位，可能就不願意發表意見。

    2010年中日關係出人意料的變化再次證明：中日這兩個東亞大國要真正走上全面、深入、可持續地友好合作的健康大道，不僅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可能一帆風順。

    我認為2010年中日關係可以這樣概括：“前進中出現較大起伏，兩國關係受到嚴重衝擊”。

    我想再過十年，日本制定這份新防衛大綱的人，一定會為今天的行為臉紅。歷史將證明，他們今天的判斷是誤判。

　　剖析

　　日本修改防衛大綱

　　敵視中國苗頭不好

    廣州日報：日本剛通過防衛省新的《防衛計劃大綱》，並確定了未來5年日本中期防禦力整備計劃，明確提出“應對中國加強防禦”的內容。您認為這會對中日關繫帶來什麼樣的挑戰？

    徐敦信：日本的防衛重點由當年北方的蘇聯，變成了西南方的中國。這種思維的根子是“中國威脅論”，是對中國的不信任。我看這是很不好的苗頭。

    日本政治家以前説現實的威脅包括兩方面因素：一是意圖，二是能力。從意圖看，中國並沒有威脅日本的意圖。中國的和平發展共同繁榮是國策、既定方針；從能力上看，中國國防過去的欠債實在太多，一直到現在我們比美國還差得很遠，人均防衛開支比日本也要少，中國的國防開支並不過分。對此，我希望日本人能夠實事求是。

    今年是新世紀第一個十年的開始。我想再過十年，日本制定這份新防衛計劃大綱的人，一定會為今天的判斷感到臉紅。歷史將證明，他們是誤判。日本對華不信任感是可悲的，本來不是敵人、對手，你非要説成是敵人，是對手，這是非常不慎重，非常不嚴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