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最應做的不是勸中國富人掏錢，是把慈善模式帶來

　　當下個月底巴菲特和蓋茨懷揣一顆善心來到中國時，他們真正應做的，不是勸説那些吝嗇的中國富豪們掏錢，而是利用他們的影響力，把國際上那套民間辦慈善的成功模式帶到中國。

　　在國內自然災害頻發的當下，慈善二字，再度成為媒體和社會關注的焦點。近日有消息稱，沃倫巴菲特聯袂比爾蓋茨將於9月底來華，遊説中國的新興巨富們加入他們的“慈善聯盟”。（8月17日《法制晚報》）

　　也許是故意想要刺激一下某些“為富不仁”的“暴發戶”們，針對這個新聞，媒體上大多充斥著悲觀的預計。

　　中國的慈善事業薄弱、尤其是富人的慈善意識淡薄，一直是一個廣受詬病的話題。據説，中國內地財産超過10億美元的富豪人數已僅次於美國，居全球第二，但有責任感的富豪卻不多見。有人分析認為，這主要是因為中國當今的富豪們大多經歷過極度貧困狀態，養成了一種對金錢的“變態”佔有欲；中國人將財富“傳代”的陳舊觀念依然力量強大；包括稅收調節（高遺産稅、慈善捐款抵稅）等在內的慈善法規體系還不完善；慈善機構數量和運營水平都有待提高等……

　　這些分析都有道理，但它們都不能很好地解釋一個事實：樂善好施曾經是古代中國社會中一項優良傳統，在古代，上面列舉的這些問題也都存在，有些甚至更為突出，但為什麼那時的慈善事業反而要比今天更昌盛呢？

　　很簡單，慈善，是一件只能由民間社會自發完成的使命，政府可以通過合理的制度設計及有效的監督疏導來規範它的行為、促進它的繁榮，但如果政府想要直接介入和參與到慈善運作當中去，甚至對它實行全面管控，那麼就會不可避免地戕害它的生命力。這裡的道理在於：

　　首先，儘管慈善事業本身不是做生意，而且其目標恰恰是與做生意相反的，但慈善組織為了提高自己所投身的慈善事業的運作效率，內部必須實行相當程度的公司化管理，這與政府內部的行業管理是不同的。

　　其次，慈善，既然叫“三次分配”，它就一定是自發自願的，不可能強迫。因此，要吸引民眾參與到慈善事業中來，慈善機構之間必然會發生激烈的競爭———誰把捐款人的錢花得最實在、到位、有效，誰才有機會在以後贏得更多捐款人的信任。這種不同慈善機構之間的競爭關係，也是與政府這一唯一性的權力機構的性質相抵觸的。

　　眼下許多人擔心，一旦放開民間慈善事業，一定會出現許多打著行善積德旗號行坑蒙拐騙之實的惡徒。他們擔心的這種情況在一開始一定會出現，而且一定不會少，但正因為民間自發的慈善組織是競爭性的，只要財務、審計等監管制度嚴密、新聞媒體等社會力量監督自由透明，假以時日，中國的慈善事業就一定會走上蓬勃發展的正軌。

　　相反，如果限制競爭，只要現有的慈善組織內部稍微出一個小的污點，就會極大地損害全體國民的善心，因為即使撤職、甚至法辦當事官員，這個組織的信譽還是不能不令人懷疑，原因就在於它的排他性。

　　因此，當下個月底巴菲特和蓋茨懷揣一顆善心來到中國時，他們最應做的，不是勸説那些吝嗇的中國富豪們掏錢，而是利用他們的影響力，把國際上那套民間辦慈善的成功模式帶到中國。中國人不是不肯為做善事而掏錢，但是，必須確信，我們付出的善心的確被不折不扣地交付到了我們希望給予、並且急需要它們的那些不幸的人手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