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國家形象定位的核心要素

　　在全球化進程加速演變和中國改革開放事業不斷推進的時代背景下，中國的國家形象問題日益引起關注。其中，中國國家形象的定位既是這一研究的核心和總綱，也是進一步開展相關對策研究的出發點和前提。因此，定位研究既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特別是冷戰結束以來，國際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而中國也正在重新“崛起”為一個世界性大國，這樣的基本歷史背景更使世界各國對於當代中國投以了或熱切、或審視、或疑惑、或挑剔的目光，一系列問題有待我們予以回答。例如：面對西方主流社會對中國認知上的疑惑與價值判斷上的衝突，中國應做出什麼樣的回應？對於當今世界的歷史潮流、時代特徵以及我國所處的國際環境，中國應做出什麼樣的判斷？源自當代中國經濟社會變革的獨特歷程，中國應對自身發展的“歷史方位”以及當代中國的國家形象建構進行什麼樣的選擇？對於當代中國紛繁蕪雜的各種社會表象，中國應對自己轉型時期的主流價值和發展趨向進行什麼樣的提煉？

　　對於上述問題的回答，正是我們對於當代中國國家形象如何定位、為什麼這樣定位以及這樣的定位可能導致什麼樣後果的總體分析。

　　一、從當代中國所處歷史時期的時代特徵看國家形象的定位：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並存與轉換

　　20世紀70、80年代以後，世界上兩類國家或地區的發展歷程引人注目：一類是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的現代化進程；另一類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現代化與改革不僅推動了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同時也導致了這些國家巨大的社會變遷，進而深刻地影響和改變著這些國家的政治生活。我們將全球範圍內的，涉及國家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的全方位變革，概括地稱之為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

　　當代中國，特別是進入改革開放年代後的中國，涵蓋了上述兩類性質的發展歷程，並將二者融合進“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實踐之中，因而是研究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經典案例。反過來説，當代中國所處歷史時期的時代特徵也正是我們進行國家形象定位研究最重要的視角之一。

　　從這樣的角度進行定位的好處在於：通過在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歷史進程中去確定體現當代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發展本質特徵的“歷史方位”，當代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領域裏的一系列現象和表徵，有時甚至是相互矛盾、按常理不可理喻的現象和表徵，在這樣一個歷史進程中也就可以得到合乎邏輯的解釋、合乎情理的聯想；反之也可以説，當我們要從這些紛繁蕪雜甚至是相互矛盾、似乎無規律可尋的現象和表徵中抽象出反映當代中國發展的本質特性時，我們也才可能有歷史的標尺做出合乎現實的評判、合乎發展的甄別；國際社會，特別是西方主流社會的負面涉華輿論也相應地可以由此得到解釋和規避。

　　簡單地説，當代中國處於這樣一個歷史時期：

　　——它成功地實現了工業經濟的“起飛”，已經成為無可爭辯的製造業大國以及總量上的經濟大國；但中國的發展還面臨諸多挑戰，中國改革與現代化的道路還十分漫長。

　　——它平穩地實現了由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向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跨越，全國性的統一大市場逐步形成，市場體系不斷健全，制度安排進一步透明和規範；但是，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實體、制度、做法、觀念等繼續存在，並日益成為中國經濟進一步改革和發展的瓶頸，新舊體制的矛盾仍在不斷發展之中。

　　——它漸進地實現著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形態的變遷，新的社會群體在經濟變革中出現並改變著中國社會的生態結構，新的文化和觀念隨著新的社會群體的出現而産生並引領著中國社會思潮；但是，傳統的社會結構和觀念形態以其適應現代社會的生命力以及其不適應當今中國社會變遷的慣性，在與新的社會群體、社會結構和觀念形態的互動中決定著中國社會發展的軌跡。

　　——它進一步肯定和完善了“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權為民所用”的執政理念、執政體制、執政方式、執政手段，以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國為核心內容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不斷推進；但是，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國的觀唸有待進一步強化，民主制度和法制社會有待進一步完善，社會基礎有待進一步擴大，政治文明建設依然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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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而言之，中國處於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相並存的歷史階段，處於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換的歷史階段。這樣的定位要求我們用“過程論”的觀點來確定當代中國的“歷史方位”，用歷史和發展的眼光來分析當代中國所面臨的問題，用全球化的視野來展望中國的未來。沒有這樣的視角和方法，我們就可能在複雜的社會現實面前迷茫，在社會的主流與枝節之間徬徨，在國際輿論，特別是西方主流社會輿論的品頭論足面前失措。

　　進一步看，由於中國處於傳統社會邁向現代社會的轉型時期，堅持改革開放、走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相應地就是當代中國的鄭重選擇，也是當代中國“歷史方位”的核心內涵。或者正如鄧小平同志所反復強調的那樣，“改革開放”的形象也正是當代中國國家形象的核心內涵。

　　二、從當代中國的發展狀況看國家形象的定位：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與民族復興的任重道遠

　　隨著中國改革與現代化建設事業的不斷推進，中國的綜合國力不斷增強，國勢堪稱中國近代以來的鼎盛時期。與之相應，中國在地區性事務甚至全球性事務中正具有越來越重大的影響力。但是，必須清醒地看到，就綜合國力而言，中國與世界主要大國的差距仍然很大，中國的“追趕戰略”還遠遠未到終結之時，中國仍然處於自近代以來由積貧積弱逐步走向民族復興的歷史階段。

　　我們曾經討論過，在美國關於中國的“他形象”博弈中存在著“中國威脅”與“中國崩潰”兩種相互矛盾的認知。其實，真實的情況應該是：中國一些企業和地方官員虛報統計數字的現象的確是存在的，而這是任何國家都無法完全避免的問題；中國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成就，而其副産品則是相應地也産生了巨大的社會矛盾和問題——比如西方學者提到或沒有提到的中國國有銀行的呆、壞賬問題，中國的失業問題，中國的官員腐敗問題，中國的房地産市場泡沫問題，中國的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的問題等等。對於這些問題中國政府從來沒有掩蓋，而且正通過各種途徑努力化解風險。但從科學的態度説，要得出中國即將崩潰的結論，這同樣的確缺乏更客觀、更有力的證據的支撐。而至少迄今為止的事實也表明，這樣的結論是過於簡單和草率的。所以，“中國崩潰論”只能算是西方一些懷有“酸葡萄心理”的人士的一廂情願的臆斷，或者是一些“神經衰弱者”的杞人憂天式的恐懼，當然阻擋不了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但反過來説，中國是不是就強大到足以與美國等西方大國相抗衡，會“威脅”到美國的安全甚至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呢？這樣的結論在學術上不夠嚴謹，在政治上就是別有用心了。據世界銀行資料，2006年按匯率法計算的中國GDP與美國的差距大約為11萬億美元；與其他主要國家相比，是日本的61.47％、德國的91.79％、英國的113.77％、法國的119.60％。從兩方面來看這一組數字，它既表明了中國經濟建設所取得的偉大成績（已經超過英、法，躍居世界第四位），同時也説明中國與西方主要大國還存在著重大的差距。客觀地説，就整體經濟實力而言，美國人口只佔世界人口的4％，但卻創造出了世界GDP的三分之一，今天中國2萬多億美元的經濟規模不過大約相當於美國的1/5。 如果把歐洲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在2007年1月歐盟接納2個新成員後（分別是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歐盟已經成為擁有27個成員國、5億人口、10萬億美元GDP的龐大聯合體 。即使是樂觀的估計，中國也只是被認為“有望”在20年內追上日本。特別是從産業結構來看，中國經濟特別是出口經濟還大多屬於勞動力密集型，技術含量不高。中國在高新技術産業領域做出了重大的努力並有所進步，但還遠遠夠不上讓美國人為此而感到緊張。至於從軍事角度來看，美國4000-5000億美元的軍費開支大概是世界上190多個國家的總和，所以如果説應該存在什麼“威脅論”的話，那只能是“美國威脅論”。

　　所以，無論是過去的“黃禍論”還是今天的“中國威脅論”，都突顯了一些西方人對中國、中國人、中國文化的先天敵視態度和根深蒂固的偏見。嚴格地説，這些人才是真正的“種族主義者”。至於説中國的發展是否真的到了會威脅到美國的利益甚至全世界的程度，或者説，即使中國的實力有一天強大到了這種程度，中國是否必然就會走上“中國威脅”這條道路，這些帶著有色眼鏡建構中國形象的人就顧不了那麼多了。

　　“中國崩潰論”是對中國存在的問題進行曲意放大，“中國威脅論”則是對中國成就的非善意誇張。“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崩潰論”都是缺乏事實根據的。

　　所以，從當代中國發展的真實狀況來確定其形象的定位，既具有無可爭辯的事實基礎，又具有最大程度的靈活性。中國就是中國。這樣的認識也要求我們既要大力宣傳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又要清醒地看到我們面臨的各種矛盾、問題和困難，正確看待和“均衡傳播”中國在現階段的基本國情，從而在世界上建構一個既充滿自信又謙遜謹慎的形象，消除一些國家對中國迅速發展所産生的疑慮、誤解和偏見。

　　三、從當代中國發展模式的國際意義看國家形象的定位：獨特的發展道路與後發國家現代化一般規律的交匯

　　在今天的世界，真正的大國“必有某種獨特的經驗和力量持久地影響著時代，也就是説它必須提供一種可供遵循的發展模式，這種模式包括物質生産和精神制度兩個方面”。1

　　在美國人看來，“如果我們只為自己的物質利益而鬥爭，我們就不是一個非常令人自豪的超級大國。”2尼克松更明確地聲稱：“我們有資格去領導嗎？除非我們擁有超越和平、超越我們的安全、超越我們的富裕的價值觀念，否則，我們就不能領導。……今天，美國必須再一次證明，我們不僅是世界上最強大、最富裕的國家，而且是一個有道德、講原則的國家，是其他國家學習的榜樣。”3

　　從後冷戰時代的國際形勢發展看，美國在歷史上似乎第一次如此之近地接近著這一目標。今天的美國已經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其經濟、軍事實力均已到達鼎盛時期（在世界工業總産值中，美國約佔30%；其國防開支比聯合國安理會其他4個常任理事國的總額還要多1倍），其市場經濟模式引領著全球性的制度變革，其“民主”與“人權”的旗幟使之甚至在“道德”上都似乎處於某種“強勢地位”，而其處理和解決全球事務的制度、體系、程序等所謂的“國際機制”也在不斷推廣之中——“美國體系的大多數內容是在冷戰期間出現的，並成為美國遏制其全球性對手前蘇聯的努力的一部分。一旦那個對手到下而美國成了第一個也是唯一的全球性大國，美國體系就可以成為現成的東西在全球應用，……”。 在尼克松看來，美國還“具有領導世界達半個世紀之久的經歷”以及“作為誠實的中間人行事的信譽”。

　　但是，冷戰後十多年的發展歷程表明：無論是在蘇聯、東歐一系列原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社會、政治轉型中，還是在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進程中，美國式的或者西方式的改革都沒能帶來不少人預期的繁榮和穩定，相反在不少國家和地區出現了工業基礎的崩潰、社會族群的對立、甚至國家的分裂與戰爭；無論是在地區衝突的處理，還是在全球秩序的構建方面，美國式的或者西方式的“國際機制”的推廣給世界帶來的也並不是和平，而是遠甚于冷戰時期的衝突和戰爭——在若干情形下，國際政治生態甚至直接倒退回了“原始叢林狀態”或“炮艦政策”時代——與此同時，全球的不平等加劇了；至於對人類生活以及道德、精神領域的“奉獻”，美國式的或者西方式的“解決方案”就更加乏善可陳，以致布熱津斯基直言不諱地指責西方社會是“一個道德準則的中心地位日益下降而相應地追求物欲上自我滿足之風益發熾烈的社會” ，坦陳“人們更加懷疑美國還能不能向當代世界提供更深刻的啟示” ，敏銳地提出這樣的政治危險：“正當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區仍為生存的需要苦苦掙扎時，西方卻過著以追求自我滿足為目的的生活。當這兩個世界不再被時間和距離隔開之際，指出有多少西方消費品實際上是人類較貧困的大多數人所得不到的，那是件令人不安的事。假如出現某些奇跡使這批大多數的人能擁有汽車、冰箱、空調、微波爐和標誌著富有國家人民福利的大量其他小玩意兒，那麼，全世界的經濟及其生態環境都無法承受。”——他的結論是：“很可能的前景是引起人們更強烈的妒忌，而不是促使人們進行成功的模倣。”

　　這樣，在以蘇聯為代表的、被西方稱作“共産黨的烏托邦主義”的發展模式“信譽掃地”後，將無條件地鼓吹自由市場機製作為“幾乎是從共産主義留下的破爛攤子中拯救人們的必然的救星”的發展模式也越來越失去吸引力。 而與此相反，中國作為一個以自己獨特的方式迅速實現了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國家，一個成功地實現了從傳統計劃經濟體系向現代市場經濟體系平穩過渡的國家，一個在確保經濟高速增長、同時謀求實現人與人之間以及人與自然之間和諧發展的國家，其示範效應正日益顯現。特別是在廣大發展中國家，甚至在原蘇聯、東歐國家，“中國模式”或者“中國經驗”的影響面和輻射力在明顯增強。以此作為中國國家形象的重要內涵，其可接納性甚或親近性無疑具有穩固的基礎。

　　早在20世紀60年代，中國就曾經出現過“井岡山道路通天下”式的狂熱，認為中國革命的模式適用於全人類中2/3的人民。這其中既有共産黨的無産階級國際主義的成分，也有中國傳統“天下”思想的影子。或者説，是在經歷了近代中國傳統國家形象解構後，中國試圖再次成為政治治理模式和生活方式發散源的一次扭曲式的嘗試。但是，只有在中國步入改革開放年代並逐步尋找到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後，這樣的重構才真正擁有了現實的基礎。進一步説，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不僅是中國人民對自身發展模式的選擇，而且反映了後發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的一般規律，因而具有全球性的意義。這一形象定位也正是中國國家“軟實力”的核心內涵所在。

　　當然，美國等西方傳統大國對“中國模式”表現出十分複雜的心理。中國的發展與成功已經不是簡單的利益問題了，它已經上升到了意識形態的層面。迄今為止的傳統大國，其成功基本上都可歸類為自由市場經濟。但是，中國奇跡般的崛起已經向世界展示了一個與眾不同的發展模式。如果中國真正成功了，那將意味著為世界上絕大多數後發地區的國家和人民提供了一種與西方模式截然不同的選擇。美國等西方傳統大國當然會擔心而且事實上已經在猜測中國“是否會向別的國家輸出發展模式”，“是否會本著自己的意願重新塑造國際體系”，以及如果中國真的採行這樣的政策取向，那將對世界意味著什麼。

　　因此必須強調，一方面，中國改革開放近30年來，的確展現出政治穩定、思想解放、經濟發展、文化繁榮、民族團結、社會和諧、生態良好的發展進程，這樣的進程無疑堪稱獨特的“中國模式”；但另一方面，中國發展模式的出現在更大的程度上意味著一個更加豐富多樣的世界的出現，而不是意味著以中國式的單一化取代美國式或別的什麼“式”的單一化。各種不同的發展模式共存發展、取長補短、競爭合作，共同造就一個“和諧的世界”，因而也是一個更加多樣、繁榮和美好的世界。中國不輸出發展模式。這兩方面的表述同樣是中國和平發展形象的另一層深刻內涵，當然同樣需要當代中國國家形象建構者去著力提煉、充分體現和大力傳播。

　　四、從當代中國與世界文明的互動看國家形象的定位：東方文化與現代“普世價值”的融合

　　回顧人類文明的興衰，我們可以看到一副宏大的歷史場景。一些文明或興或衰，一些文明甚至永遠消失了。

　　直觀地看，源流可遠溯至古希臘、羅馬文化的現代西方文明自地理大發現，特別是自近代工業革命以降，便長期處於全球性的擴張時期。這樣的進程至今沒有完結。而歷史悠久的東方中華文明、曾經盛極一時的伊斯蘭文明、獨具特色的印度文明等其他非西方文明無不相繼衰落、黯然失色了。以致今天，當我們討論所謂的“現代化”進程時，在某種程度上實際上就是在討論西方文明的“全球化”進程，或者反過來説在討論非西方文明的“西方化”進程。相應地，西方文明的基本價值也經常被等同於現代社會的所謂“普世價值”。

　　但是，後發國家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正改變著這一切。“隨著權力和自信心的增長，非西方社會越來越伸張自己的文化價值，並拒絕那些由西方‘強加’給它們的文化價值。”雖然我們承認，“哲學假定、基本價值、社會關係、習俗以及全面的生活觀在各文明之間有重大的差異。遍及世界大部分地區的宗教復興正在加強這些文化差異。”1但是，用這樣的差異來解釋或者預測不同文明之間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則是很難做到周延的。所以，亨廷頓聲稱“那些具有西方基督教遺産的國家正在取得經濟發展和民主政治的進步”，卻忽略了拉丁美洲一系列國家涉及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領域的困境；他認為“東正教國家的經濟和政治發展前景尚不明朗”，但卻無法排除東正教文明的某個代表比如俄羅斯重新恢復上升勢頭的可能；他認為“各穆斯林共和國的前景則很暗淡”，但卻沒有給出這種“暗淡前景”與穆斯林文化之間究竟存在什麼樣的必然的邏輯聯絡。因此，我們就無法認同亨廷頓這樣的結論：“文明之間在政治和經濟發展方面的重大差異顯然根植于它們不同的文化之中。” 至於在所謂的同一文明內部，其政治、經濟、社會發展何以存在如此巨大的差距，則“文明之間在政治和經濟發展方面的重大差異”就更加無法予以解釋了。所以，西方文明體現著“普世價值”這一命題是無法證實的，也不可能為大多數文明體所接受。

　　反過來，我們“伸張自己的文化價值”、強調對自身文化特色的珍視，是不是就意味著否定人類“普世價值”的存在呢？答案當然也是否定的。對“人類”和“人性”的認同、對人的生命的珍視、對人的基本權利的保護、對人追求美好生活的實踐和創造的肯定、對人與人之間以及人與自然之間和諧發展的審視、對一個更具開放性的社會的追求等等，都是這一所謂“普世價值”的核心內容。包括人類為實現這些“普世價值”而進行的不懈努力所形成的制度文明、觀念形態的積澱，也逐步匯入這些價值之中而成為“普世價值”本身的重要組成部分，例如民主的觀念與基本設計、法制的觀念與基本設計、人權保護的觀念與基本設計等等。

　　人是歷史的載體，承載著從古至今一切物質文明、制度文明以及精神文明成果的積澱和結晶。人也是社會的載體，承載著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與交流。所以，否定西方文明的基本價值等同於人類的“普世價值”，與承認人類“普世價值”的存在並不矛盾；而文明之間的差異也並不絕對地意味著它們之間在“普世價值”上不能取得一致和融合——要是那樣，亨廷頓所謂的“文明的衝突”才真正會成為現實。實際上新時期中國提出要注意吸收、借鑒一切先進的人類文明成果，其意義的一個重要解讀也正在於此。

　　更進一步，我們還要善於運用具有中國特色的東西，在以開放的心態向外部世界學習的同時，深入挖掘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優質資産”，以平等交流的姿態和自己獨特的方式去詮釋、體現為人類所共有的“普世價值”。

　　總之，相較于宗教色彩甚至極端色彩更為濃厚的伊斯蘭文明、地域性和封閉特點更為明顯的印度文明等其他非西方文明來説，以中華文明為代表的東方文明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它也進一步應證了我們所謂中華文明是更為世界性的、現代性的、開放性的文明的結論。從國家形象傳播的角度説，這樣的定位使當代中國更具有一個尊重國際社會普遍認同的所謂“普世價值”的形象，一個與現代西方文明平等對話、交流融合的形象，從而使它在國際主流社會中無疑具有更強的接納性甚或親近性。

　　五、從當代中國在國際關係格局演變中的角色看國家形象的定位：大國關係變革中的衝突與協調

　　進一步看，中國獨特的發展模式和中華文明的特徵也為當代國際關係格局劇變中的大國協調提供了基礎和前提。

　　從歷史上看，強國的崛起似乎必然導致衝突。兩次世界大戰就是最好的例證。正是根據這種歷史的慣性，中國的“崛起”被西方右翼勢力視為當然的“威脅”。不少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的未來發展也充滿疑慮。中國則反復向世界表明：中國的發展“不會妨礙任何人，也不會威脅任何人，也不會犧牲任何人”；中國現在不稱霸，將來即使強大了也永遠不會稱霸。這樣的政策宣示並不是簡單的“權宜之計”，而是中國獨特的發展模式的應有之意和本質內涵。在肇始於20世紀末的國際關係格局的根本性變革中，中國確立“和平發展”的歷史方位不僅對於自身的平穩發展或“崛起”具有重大的意義，而且為在當代國際關係變局中實現大國協調提供了前提。其中，中美以及其他主要大國有責任構建一種新型的大國關係，也完全存在構建一種新型的大國關係的難得的歷史機遇。

　　隨著當今世界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後冷戰時代的大國關係調整出現了一些新的歷史特徵，使得實現國際關係變革中的相對穩定更加可能；但另一方面，傳統形態的競爭、衝突仍然存在並不斷發展，使大國關係調整並不能排除戰爭方式的可能。“冷戰結束時的異常歡欣時刻産生了和諧的錯覺，它很快就被證明確實是錯覺。世界變得不同於20世紀初了，但並不一定是更加和平”。1歷史的課題是，大國如何正確把握時代潮流，進行正確的決策，並採取正確的行動，真正把人類引向一個和平的未來。

　　——一方面，與歷史上總是以戰爭打破傳統大國關係形態不同，戰後大國關係的解體最終是以“和平演變”的方式實現的。

　　——一方面，新興大國，包括發達的日本、德國與發展中的中國、印度等都尚未在軍事上以及其他領域裏對傳統大國（主要是美國）形成全球性挑戰的能力。另一方面，各新興國家對軍事實力的追求與軍事發展的進程和潛力已經讓傳統大國充滿疑慮，在若干敏感的地區已經對地區戰略均勢構成了明顯的影響，地區性的軍備競賽也隱然成型並不斷發展。

　　——一方面，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信息革命的巨大推動，使大國之間在經濟發展中，包括生産、貿易、金融等各個領域的相互依存關係日益加深，資本的利益已經超越國界，戰爭已很難成為大國間進行全球利益調整的手段，甚至可能成為全球共同利益的破壞者。另一方面，大國在資源、市場、技術、資本等領域的激烈競爭常常出現劍拔弩張的緊張局面。

　　——一方面，兩次世界大戰及戰後若干局部戰爭的巨大災難，國際社會對人權的進一步關注，以及世界和平、民主思潮的進一步發展，使大國國內抑制戰爭的因素和力量繼續增長。另一方面，民族主義、國家主義乃至軍國主義、原教旨主義的復興又成為後冷戰時代全球主流思潮中的一個鮮明的特色。甚至共同的文化、宗教等意識形態背景也並不能必然地可以防止戰爭。

　　——一方面，國際安全機制進一步健全，國際磋商、對話渠道和方式進一步暢通、便捷，處理危機的手段、經驗進一步豐富。另一方面，現代技術的發展使戰爭的破壞性、戰爭與攻擊手段的多樣性、便捷性以及危機爆發的偶然性達到了一個新的歷史程度。

　　——一方面，“核武器的問世以及它具有的將任何交鋒變成相互摧毀的內在威脅，的確最終制止了在大國力量對比緩慢變動中訴諸武器衝突的習慣性做法”。另一方面，“相互害怕核武器也只可能確保未來的衝突（如果這些衝突發生在大國之間）繼續保持在常規戰爭範圍內，即使如此，由於現代戰爭的武器裝備，這些衝突也將是可怕的流血衝突”。

　　基於上述認識，中國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後冷戰時代的大國關係調整存在著和平與戰爭兩種可能性；但日趨成熟、理智的人類社會通過正確行動，最終實現國際關係變革中的“軟著陸”，既是應當的，也是可能的。

　　為實現這樣的目標，核心的問題在於有關大國對於大國的本質以及大國關係的核心內涵達成有別於最終導致衝突的傳統觀念的共識。這一共識是，新型大國的本質應是承擔國際責任，新型大國關係的核心內涵應是“大國合作、分擔責任、分享利益”。從突出國際責任的國際政治理念出發，我們需要進一步在傳統的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方針與當代世界的國際合作的時代潮流之間妥善尋找平衡點。從突出國際責任的國際政治理念出發，我們還需要進一步在作為一個現代國家與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雙重特性之間尋求平衡。對於一個綜合國力蒸蒸日上的發展中大國來説，必須避免自信向自負的演變，更必須防止衝動甚至民族狂熱抑制民族和國家理性。形成健全的民族理性和國家理性，均衡主權與責任、維護自我利益與尊重他國、他民族利益，超越民族和國家的局限，在認同國際社會基本價值、維護基本國際制度、履行自身所應當承擔的國際義務、推進互惠互利的國際合作的過程中實現自身發展和國際社會和諧的雙重目的，既是全球化時代的要求，也是我們應該認同的價值，還是從根本上有利於維護中國國家利益的現實選擇。樹立負責任大國形象的深刻含義，由此也才可能得到進一步的解讀。

　　特別是對於美國等西方傳統大國來説，這樣的定位具有打消其疑慮的現實針對性。如此我們也才可以理解“和諧世界”和“和平發展”的理念為什麼具有如此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為什麼在國際社會，特別是在美國等西方主流社會産生了如此巨大的反響。從這樣的認識出發，中國作為推動當今世界不合理國際秩序的變革的因素，才可能同時有力維護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穩定。為此，中國將做出不懈的努力。這一努力所展示出的新時期中國國家形象也必將進一步贏得世界的尊重。

　　六、小結：當代中國國家形象定位核心要素的提煉

　　上述特徵是當代中國對於自身發展“歷史方位”的自我審視與慎重選擇，因此也是當代中國國家形象定位一般性概括的核心要素：

　　——一個改革創新、對外開放的轉型時期的中國；

　　——一個穩定發展、漸進復興的中國；

　　——一個走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的中國；

　　——一個致力於文明交融、和諧共處的中國；

　　——一個獨立自主、和平發展與負責任的中國。

　　當然，一般性概括並不是國家形象定位研究的全部。

　　國家形象定位研究是多向度的。一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存在著不同的“歷史方位”，因而其國家形象具有不同的特徵。一國在同一時期的不同他國，或者在同一國家的不同認識群體中，它所希望建構和傳播的國家形象，或者它需要回應的別國“他形象”也大不相同。

　　在一個日益多元化的世界和日趨多樣化的時代，國家豐富多彩的客觀存在固然可以在“歷史方位”的一般性概括下得到合乎邏輯的解釋、合乎情理的聯想、合乎現實的評判、合乎發展的甄別；但這樣的解釋、聯想、評判、甄別並不能代替客觀存在的多樣性本身。

　　至於國家形象的最後形成和傳播，更不可能簡單地來自於有關國家對於“歷史方位”的一般性表述，而是來自於國家客觀存在中的生動的表象、豐富的細節以及個性化的標識。特別是在若干核心問題上的形象定位，與整體的國家形象的定位有著邏輯上的關聯，甚至直接影響、決定他國對一國國家形象定位（“我形象”）的認同，或者是有別於一國“我形象”的“他形象”的形成。

　　因此，在當代中國，在一般性概括的總體語境下，對於一系列核心問題給予真誠的回應，而且是以國際社會更熟悉的方式闡述中國的意見和立場，考驗著中國國家形象建構者的政治抉擇和傳播藝術，也將使當代中國國家形象定位研究進入更廣闊的領域。

　　（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外事局副巡視員 劉 明）

　　原載：《國家形象傳播研究論叢》，外文出版社，2008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