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球員到領隊、從俱樂部經理到地方足協官員，一張錯綜複雜的大網，勾勒出中國足壇一場場黑哨、假球的賭球利益鏈。

　　由遼寧南下廣東，繼而轉戰上海等地，一場足壇掃賭打黑的風暴席捲全國。

　　撕開蜘蛛絲般粘成的大網、隨著調查對象級別的越來越高，中國球迷驚訝地發現，原來，在重重黑幕背後，還潛著多條“大魚”——2010年，中國足協原副主席謝亞龍，南勇、楊一民，國家體育總局足球運動管理中心女子足球管理部原主任、中國足協原裁判委員會主任張建強相繼接受公安機關立案調查。

　　沉寂一年後，從12月19日起，中國足壇假賭黑案陸續開庭審理。

　　昔日“牛人”今日“罪人”

　　19日8時30分，中國足協原裁判委員會主任張建強出現在遼寧省鐵嶺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審判庭上，他是中國足壇系列假賭黑案中，第一個接受庭審的人。

　　熟悉中國足球的人可能都知道，張建強可謂中國足壇的風雲人物。

　　1992年，張建強從北京體育大學畢業後，進入中國足協工作，曾擔任亞足聯女子委員會委員，並長期從事中國女足青少年及國字號管理工作。

　　曾有足球人説，張建強是中國裁判的“太上皇”。他在裁判工作領域裏一路平步青雲，曾擔任足協裁判委員會秘書長，後來還升任亞足聯裁判委員會副主席。2007年11月，張建強任中國女足領隊。但在2008年2月，隨著女足主教練伊麗莎白的下課，他隨即被當時的足協“一把手”謝亞龍安排離開女足。

　　媒體評論員張斌認為，其實，張建強也曾為中國足球付出一定的心血。無論是中國女足拿到亞洲盃的冠軍，拿到世錦賽的亞軍，還是備戰2008年北京奧運會，包括對於中國女子職業聯賽的很多構架，張建強都費了很多心血。

　　記者發現，如張建強這樣，曾為足壇“牛人”，如今成為被告人的還大有人在。

　　“楊一民在業務方面的能力毋庸置疑，確有真才實學。北體足球博士生導師可不是隨便能混上去的，是真做出來的。他很敬業。”對於即將接受審判的中國足協原副主席楊一民，中國足協一名官員曾作出這樣的評價。

　　而另一名曾引起輿論熱潮的前足協“高官”南勇，也有著不同尋常的經歷——1997年，南勇從體育總局人事司調任中國足協擔任專職副主席時，只有35歲，成為當年體育總局最年輕的副司長，南勇完全是憑能力和業績一路上位。

　　監管缺失難約束權力

　　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讓昔日的“牛人”站在被告人的席位上？

　　熟悉張建強的一位知情人士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表示，張建強的沉淪，除了個人原因之外，與中國足壇的相關制度也不無關係。

　　對此，中國政法大學體育法專家張笑世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採訪時説，他對上述説法表示贊同。

　　“中國足協的領導層包括副主席，裁判委員會主任等，他們使用權力都是沒有監督的。沒有監督，就可以利用手中權力尋求利益交換，也就必然會産生腐敗和權力尋租。”張笑世説，“現在可以清楚地看到，沒有一個機構對張建強等人進行監督。足協的機構裏是不是應該有一個機構專門對足壇官員進行監督？這才是主要問題所在。”

　　張笑世認為，制度的建立很簡單，但如果沒有配套的制約也是無法落實的，“沒有制約的制度，權力必然會産生這樣的後果。在此前關於中國足壇的報道中，我們沒有發現有任何的社會監督、事前監督，足協內部可能也沒有這樣一個監督機構”。

　　記者查閱相關資料注意到，陸俊在交代自己的權錢交易時，提到曾在賽前被足協官員“打招呼”，裁判黃俊傑也在懺悔中提到“最對得起的就是中國足協這幫官員”、“俱樂部的誘惑”等説法。由此，有評論人士認為，這些“官哨”的背後是官員與裁判員、官員與俱樂部等之間的不法交易。

　　“是制度的缺失導致了利益鏈的形成，還是由於利益鏈的存在才導致這種制度沒有監督？這個問題還不好説。因為現在的直接利益人都是高層，所以很有可能是利益鏈先形成，迫使制度作出了讓步。”張笑世進一步解釋説，南勇在任期間成立了一個紀律委員會和一個仲裁委員會，兩個機構均聘請了專業的法律人士，“按説這兩個機構的設立是一種領先制度的表示。但是這種‘領先’制度是到南勇任職後期才出現，這就太晚了，因此並不能起到決定性作用”。

　　對此，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徐家力曾對《法制日報》記者分析説，足協既是管理者，也是監督者，這種狀況難免會産生裁判接受協會領導“指示”的情況。足協和俱樂部、裁判和球隊、教練和球員之間的這種利益鏈條需要清理，這需要通過行業自律和科學構建利益分配機制來進行。

　　張笑世直言：“由於足協領導的種種行為，使得足協給人一種不信任感，社會各界也紛紛猜測足協上下是否都存在利益鏈。

　　風波後如何重建足壇

　　“現在很多人關注的是，中國足協怎麼會走到現在這一步？是不是處理了上述官員問題就可以得到解決？不見得。現在處理的包括張建強在內的管理者都是技術官員，他們對足球的規律、發展了解得最深。這些人下臺以後，後面的人能不能代替他們也值得懷疑。”張笑世説，中國足協能不能重現10年前的輝煌，是下一步重點需要解決的問題，“因此，可以説，中國足球的發展與足協息息相關，而中國足協未來面臨的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在風波之後如何重建，包括制度的建設、機制的完善、人員的培養等。”

　　“中國足協現在的規章制度是合理的，是在中國現有法律法規、國家體育總局的指導下建立的。雖然在不斷完善中可能會有一些不足和漏洞。但不能因為這些問題就否定中國足協幾十年的工作成效和各種規章制度。”徐家力説，“以紀律委員會為例，每個賽季都會派員到每個足球俱樂部去宣講紀律規則，但每個俱樂部在知道紀律的情況下還違規，那就是俱樂部在管理、教育球員上做得不夠。有些老球員知道規則，還三番五次犯規。而俱樂部也不夠重視，不但不認真教育球員，甚至還威脅紀律委員會。所以如果説有漏洞，我覺得就是現在的處罰條例過寬、過輕。”

　　在相關制度、機制得到完善建立之後，如何進行及時、有效的監管也是中國足壇亟待解決的問題。

　　張笑世説，經過前一輪足壇“地震”，足協的監管問題已經得到改善，“一方面，足協一把手現在由專人擔任，這樣的模式相比以前由他人兼任的模式來説，可以讓足協有很大的精力去抓問題；另一方面，經過上一輪掃黑産生了很大的震懾作用。因此，中國足協不是完全爛到根兒了，關鍵是怎麼去建設”。

　　徐家力向《法制日報》記者透露説，原來的監管制度上是“管辦”，管理足球、承辦足球在體制上有一些不清楚，“足球管理中心是國家體育總局的一個職能部門，這本來就是一個體制問題。現在推行‘管辦分離’,就是在不斷地完善制度。另外，紀律委員會和仲裁委員會的規章制度也在不斷地修改完善，這也需要一個過程。原來的紀律委員會都是足協內部的人出任，現在都是律師組成，足協內部的人再打招呼都沒用。這就是足協內部的一個重大改革”。

　　此外，張笑世還提出一個問題，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僅憑個人毅力還是很難把持住的，那麼，能否借助外力呢？

　　“像國際足聯會事先簽一個協議，一旦與外界發生糾紛，可以提交到相關機構去仲裁解決。我國還沒有這種機構，雖然足協建立了仲裁委員會，但還是隸屬於現有機構。事實上，第三者才能稱為仲裁，跟一方有利益關係就稱不上仲裁。”張笑世説，他曾在體育法修改時提出過如何建立體育仲裁機構，而且必須在國務院的指導下建立起來，“但由於仲裁法提前出臺，這種體育仲裁機構也就沒辦法建立了，因為不可能再出一個專門規範體育仲裁的法律”。

　　“因此，這可能是擺在很多人面前的一個難題。內部監督很重要，但不能只依靠內部監督。外部的輿論監督也不夠，更多的是需要體制監督、體系的監督。如果外圍監督機制真正建立起來了，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張笑世説。(記者趙麗 實習生蔣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