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9日，球迷在法院門前高舉標語表達心聲。CFP供圖

2001年10月7日，國足主帥米盧與球員一起慶祝中國足球第一次闖入世界盃決賽階段。CFP供圖

2003年11月9日，上海申花以4：1戰勝上海國際。當執主裁判陸俊（左二）最終坦白自己在賽後得到了35萬元的賄賂。CFP供圖

2003年3月24日，足球裁判周偉新執法中超聯賽後，在警察的保護下離場。CFP供圖

　　下午從法庭出來，張建強三步並作兩步“鑽”進押送車裏，似乎是有意躲避外面的世界——外面固然有大批的、他此時此刻最不想面對的記者，但外面還有等他回家的家人以及普通人擁有的、寶貴的自由。

　　儘管律師希望用“無罪辯護”作最後努力，但恐怕大多數球迷都已經對於“有罪”的結果心知肚明，兩年前還談笑風生、給人豪邁仗義樂於助人印象的張建強即將成為階下囚，又是中國足球“毀人不倦”的有力例證。

　　在接下來的幾天內，鐵嶺市中級人民法院還將陸續審判王珀的詐騙、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杜允琪、劉紅偉等18人的“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職務侵佔、非法拘禁、妨害公務”，而本週三庭審原足管中心副主任楊一民受賄，則將讓鐵嶺審判熱度達到沸點。

　　因此，鐵嶺這座原先只以“二人轉”出名的城市，確有可能因此次庭審而成為決定中國足球生死的分水嶺。

庭審給足管中心再出難題

　　儘管已有心理準備，但當公訴人逐字讀出張建強受賄案起訴書時，球迷還是能夠感到巨大的震撼：1997年，陜西國力主教練賈秀全為感謝張建強在該隊打進甲B聯賽中的幫助，送上40萬元賄賂；1998年，賈秀全仍舊代表陜西國力送給張建強50萬元以便繼續得到裁判照顧；1999年，時任瀋陽華晨金客俱樂部負責人的章建先後6次送給張建強68萬元，最終在甲A聯賽保級成功；2000年，山東魯能為答謝張建強在球隊獲得聯賽冠軍和足協盃冠軍中的協助，總經理邵克難送給張建強40萬元……

　　經公訴人計算，張建強被控訴受賄金額達到273萬元（案發後張建強上繳贓款已有260.95萬元），在起訴書中，陜西國力、山東魯能、上海申花、江蘇舜天、雲南紅塔以及諸多女足俱樂部均有行賄行為，然而記者下午電話採訪足管中心多位負責人時均被告知：“如何處理涉假俱樂部現在還沒有決定性意見，這需要等案情全部清楚後再進行討論。”

　　中超聯賽已有涉假球隊被降級處理的先例——廣州足球正是因此起死回生，但據記者了解，對於時間久遠的“歷史遺留問題”，足管中心並不打算強制降級，“首先需要認定（行賄）是俱樂部行為還是個人行為，然後還要根據俱樂部是否更換過法人代表這些具體情況作出判斷”。

　　“行賄者同樣有罪”是中國足協抱有“息事寧人”態度的直接原因，“行賄人都被依法判刑就可以了”。

　　事實上，中國足協在今天的反應尚算“敏捷”，就在張建強受審期間，中國足協已經發表官方聲明，聲明表示要“以案為鑒，汲取教訓，並以此為契機，清除滋生腐敗的溫床，構建反腐倡廉的長效機制，為振興中國足球提供強有力的保障”。

　　自從2010年年初，新一屆領導班子正式入主足管中心，“貪污腐敗”現象已經得到極大遏制，只是國字號球隊成績絲毫不見起色，青訓系統和校園足球也只在近期才得到響應。

　　而在業內人士看來，“就算欠債，也該先還校園足球的債，根本沒有用國字號來還債的道理”。

中國足球十年倒退“事出有因”

　　儘管國足征戰2014年巴西世界盃亞洲區20強賽尚余一場與約旦隊的比賽未踢，但11月11日國足客場輸給伊拉克隊後已經提前出局——這是國足連續第三次衝擊世界盃未果，雖然大部分球迷對此結果並不意外，不過居然連十強賽都沒有資格入圍還是令人感慨。

　　如今，距離中國足球歷史性衝進2002年日韓世界盃決賽圈恰好10年，在這10年當中各級國字號球隊的輪番慘敗已如家常便飯，而本週庭審所披露出的足管中心高官們的犯罪事實，正是中國足球10年逐步倒退的根源所在。

　　今年下午，中央電視臺新聞頻道陸續播出了此前在看守所錄製的資料，僅從播出部分看，幾個原足管中心高官的惡行足夠令人心冷——李冬生在2009年中超聯賽中指派裁判黃俊傑幫助青島中能保級，青島中能俱樂部分4次向其行賄15萬元；南勇牽線令瀋陽海獅和吉林敖東隊在甲A聯賽中作假，幫助瀋陽保級，受賄金額為20萬元；楊一民則在監管體能測試時對江蘇舜天“高抬貴手”，隨後江蘇舜天俱樂部總經理潘強以1萬美元作為酬謝；原國足領隊蔚少輝承認，2009年長春亞泰球員閆峰向其行賄10萬元，作為回報，蔚少輝幫助閆峰安排國家隊首發位置；謝亞龍則在2006年中超聯賽魯能與國安比賽中連同南勇示意裁判暗助山東魯能，第二年山東魯能送給謝亞龍20萬元“表示感謝”；此外，謝亞龍2008年還從杜伊科維奇中方經紀人處拿到5萬元賄賂。

　　隨著杜伊和閆峰等人的離奇登臺，2008年國足和國奧的低迷表現實在不足為奇。球迷時常不解中國足球的真實水平，如今方知是南勇、謝亞龍等原足管中心高官的人禍所致。

　　可悲的是2009年年底南勇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還義正辭嚴：“假球賭球嚴重違背體育精神，也是違法犯罪行為，危害極大，影響惡劣，我們要態度鮮明嚴厲打擊賽場上違法違紀行為。”言猶在耳但時過境遷，出現在央視鏡頭中的南勇已然老態盡顯。

　　“希望這次審判的結果能讓球迷滿意。”特意由瀋陽趕到鐵嶺市中級人民法院的球迷老李説，“審完了，中國足球就可以重新開始了。”

法律雖有威懾還須制度改進

　　然而無論結果如何，“庭審”都不是中國足球的“速效救心丸”，換句話説，謝亞龍、南勇、楊一民、張建強等人受到嚴懲，遠遠無法彌補中國足球在發展道路上的巨大損失。

　　“根據我的理解，如果足球界現有的陳舊管理制度不變，不排除會有人再犯與張建強同樣的罪，原因很簡單，他在指派裁判方面權力過於集中。”中國政法大學體育法研究中心秘書長張笑世告訴記者，“法律的威懾力一直存在，但有人仍然會以身試法，其中相當一部分案例是因為制度方面存在漏洞，比如權責不分，監管不力。”

　　所謂“權責不分，監管不力”正是足球界腐敗之根源。長期以來，足球運動管理中心對足球事務“説一不二”，即便在1994年中國足球職業化聯賽體系建立之後，足管中心的“長官意志”依然淩駕於市場規律之上。

　　“2008年，政府提出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原則是政事分開、事企分開、管辦分離。”張笑世説，“核心要求就是政府採取企業化手段來管理事業單位。”

　　以張建強受賄案為例，受賄多發生在張建強擔任裁判委員會主任一職期間，“管辦不分”導致張建強在指派裁判業務上大權獨攬，逐步走向犯罪深淵。

　　正是意識到舊有體制無法保障足球職業化以及市場化需要，因此，球迷和俱樂部呼喚多年的“管辦分離”已經勢在必行——本月上旬，分管足球項目的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蔡振華接受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欄目採訪時明確提出：“明年將加大‘管辦分離’力度，改變足協單一管理方式。”

　　按照足管中心設計的“管辦分離”方案，足管中心將只保留外事部、辦公室和政策法規部，其餘業務均交由中國足協負責——足管中心主任韋迪告訴記者，全國足球代表大會明年春天召開，會議將確定中國足協領導機構。

　　“管辦分離”之所以“好説難做”，蓋因牽扯到極為複雜的人事制度調整——足協可招聘大量社會人士“組閣”，原先隸屬國家體育總局足管中心公務員則面臨雙重選擇。

庭審無法承受足球衰敗之重

　　但正如“庭審”無法改變中國足球舊有面貌，“管辦分離”也只是中國足球前進道路上必經階段，以多年來中國足球表現出的虛弱體質，要想重新達到亞洲一流水平，在兩個世界盃週期內斷無可能。

　　“先不説庭審的事，我還是那句話，什麼時候校園足球好了，什麼時候中國足球才會真正好起來。”曾在國家隊執教的北理工教授金志揚並不願評價今天庭審內容，但他告訴記者，“足球的未來就在校園，大家可以到任何一個足球強國的中小學，看看他們踢球的孩子有多少。”

　　如今在瀋陽、丹東、鐵嶺等地的足球系列案件庭審之所以萬眾矚目，絕非因為庭審能夠促成中國足球重新崛起，只是中國足球長期假賭黑貪引發眾怒後公眾情緒的一次直接宣泄——違法犯罪受到法律制裁天經地義，況且這已是遲來的審判。正如今天庭審時，張建強對各項指控直接承認，辯護律師對此也表示理解，“公訴人説的都是事實”。

　　因此，庭審本身的實質意義只是懲惡，重拳打擊假賭黑貪和中國足球重新崛起沒有必然聯絡——今天不少球迷來到鐵嶺市中級人民法院圍觀，均表達出希望這次庭審能成為中國足球新起點的美好願望，但庭審只有“見效”才有可能幫助中國足球翻身騰飛。

　　由此可見，“庭審”的象徵意義在於讓法制觀念淡漠的足球界人士明白，足球同樣有法可依，至於中國足球能否“死裏逃生”，還要看領導者的政策和專業人士的執行能力。

　　本報鐵嶺12月19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