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寒風凜冽的週六下午，北京市民王輝帶著7歲的女兒王婉玥來到北京國際會議中心——首屆世界智力精英運動會正在這裡舉行。王婉玥在少年宮學習國際跳棋已經快1年了，王輝想帶著閨女到現場感受一下世界高手的對局。

　　比賽地一樓大廳有本屆賽會的展示區，王婉玥站在一個大大的棋盤前讓爸爸拍照，她説自己雖然是業餘水平，但也想體會一下“高手的風采”。

　　而在此次智力精英運動會開賽之前，北京還曾舉辦過世界智力運動會。

　　賽事主辦方大多賠錢賺吆喝

　　事實上北京從來不缺乏國際性大型賽事，在每年10余項國際大賽中，斯諾克中國公開賽和北京國際馬拉松賽、中國網球公開賽都已經培養出固定觀眾，而就在距離世界智力精英運動會賽場僅800米之遙的水立方，國際泳聯花樣游泳大獎賽也在這個週末開賽，這座古老城市的體育賽事氛圍正在日益濃厚。

　　但在中體競賽集團副總裁王奇眼中，北京國際化體育賽事欣欣向榮的大好局面，目前尚無法為全國城市提供普遍的“模倣標本”，“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辦這種高規模賽事無可厚非。如北京‘鳥巢’每年夏天舉行的‘超級杯’賽，從資源來看可能是國內最好的體育賽事，但值得注意的是，現在很多城市都覺得辦體育賽事、尤其辦國際性賽事可以‘一本萬利’，所以國內動輒就有國際大賽，表面上看體育市場一片紅火，實際上，大多數的國際賽事的主辦方都在打腫臉充胖子，做賠錢的買賣。”

　　業內專家稍微偏激一點的説法是，“如今什麼垃圾比賽都能在國內找到。”而評判一項賽事是否“垃圾”的標準，一看經濟市場反應，二看能否促進國民體育健身意識，“不能兩全其美，也至少要照顧到一個方面。”

　　“現在國內能賺錢的比賽其實少之又少，原因很簡單。”一位政府部門體育産業從業者告訴記者，“我們辦賽體制還是老一套的規矩，無論想辦什麼比賽，先到相關部門交競賽管理費，一般根據賽事規模，國際性比賽的管理費至少要幾百萬元，想達到宣傳效果還要請電視臺直播，費用也得數百萬元，錄播便宜點也不會低於百萬元。其次就是各種接待費用，這也不是一筆小數目，國外大多數職業賽事都是運動員自費參加然後爭取比賽獎金回報，但咱們國家好多比賽都是組委會承擔所有接待費用，政府接待，這也是我們體育市場不成熟的表現之一。比如咱們一年組織那麼多自行車比賽、沙灘排球比賽，據我所知還沒有真正賺錢的。”

　　大賽多的背後是貧瘠群眾基礎

　　根據記者所掌握的資料，今年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舉辦自行車項目國際性比賽最多的國家：全世界21支車隊參加的環太湖國際公路自行車賽，5個賽段，比賽路程近700公里，總獎金20萬美元；19支車隊參賽的環海南島國際公路自行車賽，8個賽段，比賽總里程約1400公里，總獎金額38萬美元；22支車隊參賽的環青海湖國際公里自行車賽今年實現“跨省騎行”，第九、第十個賽段設在甘肅境內，比賽距離1300公里，總獎金額為50萬美元；18支車隊參加的環北京職業公路自行車賽分5個賽段，總賽程超過600公里，總獎金額40萬美元；規模最大的環中國國際公路自行車賽今年則有22支車隊參賽，9個賽段，全程4210公里，總獎金額20萬美元。此外，今年春天來自14個國家和地區的18支車隊還參加了環崇明島女子國際公路自行車賽，這項賽事同時還做為國際自盟女子公路世界盃賽，承擔著倫敦奧運積分賽任務。

　　世界範圍內公路自行車國際大賽以“環法、環意、環西”三大賽為首，此外仍有環南澳大利亞、環荷蘭、環波蘭、環瑞士以及巴黎—魯貝（比利時）單日賽等傳統賽事，但每年舉辦至少5次國際大賽的國家只有中國——只不過在承辦眾多國際大賽的背後，卻是中國民眾自行車運動的日漸萎縮。

　　中國自行車運動協會公佈的數字顯示，中國職業自行車運動員只有區區2000人左右，這與歐洲一些國家職業自行車註冊運動員動輒數十萬的數字簡直是天壤之別。事實上，騎車出行無論對人文環境還是生態環境皆是積極因素，一曰健康，二曰環保。但若干年前尚有上億騎車人的中國，如今隨著機動車和電動自行車的普及以及交通和大氣環境的惡劣，自行車人口卻正在逐年下降——由此可見，諸多國際自行車賽事應該如何促進全民健身的開展，才是各地政府在舉辦比賽時需要解決的真正問題。

　　民眾所需才是賽事生命所在

　　國家體育總局群眾體育司今年發佈的《2010年國民體質監測公報》足以證明目前國民體質狀況：在總體合格率與以往兩次統計相比呈上升趨勢的背景下，幼兒身體形態生長髮育水平和身體素質呈持續增長趨勢，處於快速發展階段；成年人、老年人的身體機能水平有所回升，但超重與肥胖率持續增長；成年人的力量耐力持續增長，但絕對力量和爆發力呈持續下降趨勢；老年人的柔韌性和反應能力有所提高，但力量素質有所降低。

　　儘管北京奧運會成功舉辦之後，全民健身的意識逐漸深入人心，但由於“舉國體制”對競技體育的長期“偏愛”導致全民健身層面欠賬太多，國民體質尚難在短時間內得到彌補。

　　今年2月，國務院印發了《全民健身計劃（2011-2015年）》通知，明確要求到2015年體育健身成為城鄉居民基本生活方式，例如每週參加體育鍛鍊活動不少於3次、每次不少於30分鐘、鍛鍊強度中等以上的人數比例要達到32%以上，其中16歲以上（不含在校學生）的城市居民達到18%，農村居民達到7%，學生在校期間每天至少參加1小時體育鍛鍊。

　　因此，在追求城市影響、賽事規模、獎金額度不同程度攀升的同時，賽事組織者更應該斟酌賽事性價比和社會效應——以環崇明島女子國際公路自行車賽為例，組委會今年為此支出將近1200萬元，再加上絕大多數贊助商都是“自産自銷”，因此，該項賽事若想長期堅持舉辦，只有堅持與市民互動。

　　“據我了解，在國內搞比賽尤其是搞這種國際賽事，賺錢的組委會都是極少數。”王奇説，“而辦國際比賽虧的錢大部分都是當地政府‘墊付’，這筆錢實際上都是納稅人的錢。所以，我非常希望能有監管部門對目前中國遍地國際體育比賽的情況給於重視。”

　　不顧民眾所需的所謂國際性賽事，無非是“政績工程”和“利益工程”，這和日漸膨脹的全國“12個大型綜合運動會”如出一轍。雖然政府介入辦賽本是好事，但“管殺不管埋”的管理模式卻值得商榷——拋開虛榮和私利不談，讓市場決定賽事的規模和價值，才是後奧運時代體育市場發展的真正動力。

　　本報記者 郭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