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中國隊主場負於伊拉克隊，終令高層不再把中國足球騰飛的希望寄託在洋帥身上。本報記者 劉佔坤攝

　　中國足壇本週末正在進行的諸多事件，都毫無例外地指向足球體制改革。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蔡振華、足管中心主任韋迪以及教育部、發改委相關負責人組成的中國足球高端“取經團”，結束了在日本的考察返回北京；同一時間，在北京體育大學，日本足協技術部原主任小野剛，曾執教日本國奧隊以及日本大學生代表隊的瀧井敏郎，韓國足協技術部官員金鍾煥等9位日韓足球高端人士正在中日韓亞洲足球發展論壇上侃侃而談，介紹日韓青少年球員培養理念；而在北京大學，德國科隆體育大學校長托卡斯基博士帶領德甲沃爾夫斯堡俱樂部的教練代表利特巴爾斯基以及德國足協官員，也在中德足球論壇上就“俱樂部青訓”和中國足協代表展開討論，並研究合作模式。

　　一時間球迷不禁産生幻覺：中國足球騰飛指日可待。然而，殘酷的現實還清清楚楚擺在球迷眼前，倫敦奧運會見不到中國足球的身影，巴西世界盃的出線也只剩下理論上的可能，更不用説罵聲不斷的中超賽場和完全癱瘓的青訓體系。

　　然而，中國足球真的有可能迎來奮進的“拐點”嗎？

　　卡馬喬有“難言之隱”

　　這兩天中國足球緊鑼密鼓的奔跑聲中，有一件事耐人尋味——中國足壇這個週末發生的一切熱鬧都似乎與國足主教練卡馬喬無關。

　　在“唯成績論”導致“出線足球”成為中國足球主導意識的過去20年，除2002年打進日韓世界盃讓中國足球揚眉吐氣之外，國足打出鬥志和水平的比賽都寥寥無幾，因此，歷任國足主教練無有“善終”。

　　卡馬喬帶領國足已打了3場世界盃亞洲區預選賽20強賽比賽，首場取勝新加坡隊後，連負約旦隊和伊拉克隊，打進10強賽希望渺茫。以卡馬喬為首的國足教練團隊的年薪高達430萬歐元，其個人年薪為280萬歐元，實已創下國足聞所未聞的天價紀錄。用足協內部人士的話説：朱廣滬帶國足年薪大約50萬元人民幣，如果他帶隊打這3場預選賽，最差的結果也不過如此。

　　卡馬喬本週向國管部提交了主場不敵伊拉克隊的分析報告。據國管部方面介紹，“報告極為詳細”。卡馬喬在報告中承認，“中國隊不是西班牙隊”，他將帶領西班牙隊時的熱身計劃移植到中國隊身上顯然是個錯誤。中國球員無論在技術和體能方面均與西班牙球員相差甚遠。因此，在與阿聯酋隊的高強度熱身賽之後完全無法按時恢復，這讓球員在賽前就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包袱。而對中國球員的抗壓能力估計過高，也是卡馬喬深深自責的理由之一。

　　足管中心主任韋迪和主管國足的副主任于洪臣在諸多場合已經表示，中國足球崛起“至少需要10年”，但在競技體育近乎殘酷的競爭壓力下，國足選帥時仍然對外籍教練“點石成金”寄予厚望。事實上，與隸屬國家體育總局的奧運項目代表隊外教合同相比，足管中心同卡馬喬簽訂3年合約已是“莫大恩賜”，只不過卡馬喬本人在連敗兩場之後就立刻體會到了巨大的壓力。於是卡馬喬提出取消前往多哈挑戰伊拉克隊之前與科威特隊的熱身賽，只不過更改計劃又讓國管部犯難。

　　由此可見，即便是執教過西班牙隊的外教，也無法幫助中國足球取得任何整體層面實質性的進步，明星外教、外教團隊對國足的支援，絕不是中國足球所需要的“拐點”內容。

　　“培養青訓”知易行難

　　“言必稱青訓”已是中國足球通用的遮羞工具。各級國字號潰敗後的總結報告中，“青訓坍塌，無人可用”的抱怨總是篇幅巨大，然而中國足協從今年開始選派留洋的青少年球員，至少還有5年錘煉時間——中間恰恰又隔一個奧運週期和世界盃週期，可見“留洋”非根本大計。

　　“韓國球員在青少年時期並沒有太多人留洋，大部分職業球員都是在韓國本土成長，然後才出國踢球的。”韓國體育大學教授尹永吉在講解韓國的青少年球員培訓體系時説，“韓國的學校聯賽，尤其是大學聯賽完全可以保證高水平的比賽質量。”

　　學期當中組織主客場的聯賽，假期當中組織賽會制的錦標賽，是韓國教育人力資源部和韓國足協達成的共識，這足以保證大學生球員在學校期間保持較高的競技狀態。

　　而作為對過於依靠校園足球的“反思”，韓國足協最近10年甚至開始督促K聯賽俱樂部重視梯隊建設，“爭取建立一條和校園足球並行的青少年球員培養通道”。“樸智星和李青龍是兩個很有代表性的例子，樸智星當年只是上了普通大學，他沒有考上他想去的好大學。不過，他在大學中展示了他的能力並成為職業球員，現在是亞洲最成功的球員之一。李青龍則是中學還沒有畢業就有職業俱樂部要和他簽約，他現在也是國家隊的主力。”尹永吉説。

　　“10年前在韓國球員看來，不上大學是不可思議的。如今情況有一點改變，有的球員認為，參加職業聯賽早早掙錢也很重要，這都是可以理解的。”尹永吉説，“韓國現在的體制比較靈活，學校或俱樂部培養出來的選手，都可以達到職業隊的要求。”

　　和韓國情況相反，中國國內只有北京理工大學一家大學生球隊參加職業聯賽，沒有同行者則是大學生球員最大的遺憾。

　　“我們很清楚，送青少年球員留洋只是輔助手段，最主要的還是在國內建立一個成規模的青訓體系。”足管中心青少部主任孫哲東説，“但現階段我們必須開啟留洋模式，送一些小球員到足球發達地區接受鍛鍊。”

　　日韓經驗“計劃”為先

　　“青少年球員的培養一定要有計劃性，否則不會有太好效果。日本在這方面走過彎路，十幾年前我們還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但現在幾乎所有的俱樂部和足球培訓中心，在青訓方面都有非常細緻的計劃。”日本足協技術委員會原官員福井哲説，“日本的足球規劃一直堅持‘合格的社會人才有可能成為好球員’的青訓理念，比如U18這個年齡段的青少年球員，無論是普通高中的球員還是隸屬於俱樂部梯隊的球員，他們總能獲得上大學的機會。”

　　按照福井哲的介紹，負責統籌日本國內教育、文化和體育事務的文部省已有明確規定，U18球員在上大學之前必須經歷4個階段，比如3月上旬是“四方會談”，家長和孩子在教練的帶領下找到學校招生負責人座談，隨後根據考生的具體情況再歷經3次考試和面試，合格便能入學。

　　“我不認為職業俱樂部和大學對於一個球員的培養會有非常大的差別，差別更多體現在可以彌補的方面。”福井哲對於日本大學生球員的素質極為放心，“根據足球運動規律，10歲~12歲是孩子們掌握足球基本技術的最好年齡階段，也就是説16歲之前，大部分青少年球員就可以預見到自己的未來，在16歲之後應該是他們發揮自己個性和特長的時候。所以，無論是早早進入職業聯賽還是在大學中一邊學習一邊訓練，都是職業足球的一部分，他們都有可能成為國家隊的成員。”

　　日本足球界習慣用4個英文字母來描述其青少年球員培訓體系，依次是P、D、C、A，其中P代表計劃，D代表試行，C代表檢查，A代表行動。“計劃是最重要的，是前提。”福井哲説，“如果我們需要球員有獨立判斷能力，我們就會制訂這方面的計劃，計劃是管理層水平的體現。”

　　福井哲以其任職的J聯賽老牌勁旅東京FC俱樂部為例，7年前，管理層計劃將U18梯隊的訓練場地搬到成年隊旁邊；5年前，計劃體現出極好的效果，這種做法對兩支球隊的訓練均有促進。

　　“國家隊的成績是國家足球整體水平的展示，但有許多努力在國家隊層面無法明確顯示。比如，聯賽的規範、青少年球員的成長還有教練員水平的提高。”福井哲説，“中國足球現在處於低谷並不代表沒有前途，我相信只要有恰當的政策去規劃和執行，中國足球會有一個好的未來。”

　　中國足球苦盼“顛覆”

　　中國足球期盼美好的未來，但單靠國家體育總局和足管中心的行政管理，早已被證明無濟於事。在日本和韓國，足球已是小學體育課的正式課程，而在中國，校園足球最近一年只是稍有起色，距離構建合理體系相差何止一步。

　　“體育部門權力有限，最多只能監管聯賽和國字號比賽。”有足協工作人員對記者表示，“去年就聽説領導要調研準備改革，但究竟怎麼改沒人知道。至少現在足協的校園足球辦公室工作很多，其實我們也希望能有一個‘顛覆性’的措施拿出來，至少證明大家確實想讓中國足球進步。”

　　不過，曆盡磨難的中國足球在過去10年並不缺乏出現“拐點”的契機。1999年甲A“渝沈之戰”引發軒然大波，但中國足協選擇息事寧人；2001年“甲B五鼠”再次考驗中國足協判斷是非的能力，但“世界盃出線”掩蓋了當時的罪惡；此後數年，無論是國安罷賽引發“中超革命”，還是抓賭掃黑清除足壇蛀蟲，均沒有還中國足球一個清白麵目。

　　以轟轟烈烈的抓賭掃黑為例，自2009年10月起落網的上至足管中心高官，下至普通球員，至今尚未得到法律方面的明確界定。兩年一晃而過，開庭仍遙遙無期。相比之下，今年5月韓國假球案發，3個月後60名涉案人員中有39人被提起公訴並被定罪判刑。

　　雖然“拐點”總有機會出現，但中國足球的管理體制改革才是“拐點”産生的象徵意義。青少年球員培養體系建立、聯賽實現管辦分離，這兩大中國足球短板均受制于陳舊的體育行政管理體制而無法真正推行。

　　因此，由國務院&&成立的中國足球改革調研小組，在這次訪日之後將採取何種舉措完成政策方面的調整，已是中國足球體制改革前的最大疑問。中國足球苦盼多年的真正“拐點”或許就在答疑時出現。本報記者 郭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