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墮落 越是快樂

　　解析中國足球的“原罪”

　　與取得的寥寥幾次成績相比，中國足球的發展史尤其是最近十年來的歷史，更像是一部血淚斑斑的苦難史，無論是男足、女足還是俱樂部球隊，無論是成年還是國奧、青年甚至是少年隊，中國足球的整體水平不進反退，著實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中國足球到底差在哪？一些很明顯的失誤為何會一犯再犯？體制上的痼疾又為何無法得到根治？要想真正回答這些問題，就必須探討一下中國足球的“原罪”。

　　舉國體制的“棄兒”

　　現任國家體育總局足管中心主任韋迪曾經提出“足球的發展不能脫離舉國體制”的問題，他也因此被外界譏諷為“韋舉國”，事實上單從字面上而論，韋迪所説的並沒有錯，在整體中國體育都處於舉國體制的大環境下，足球要想獨善其身是不現實的，我們甚至可以説足球要想脫離舉國體制甚至是不明智的。事實上，如今的中國足球並不是主動脫離了舉國體制，它本身就是舉國體制的棄兒……

　　舉國體制並不是中國的創舉，但是自2008年北京奧運會金牌總數登頂之後，中國成了舉世無雙的舉國體制之集大成者。可是當中國的上半身綴滿炫目的獎章時，下半身的足球卻露出了一條難看的褲衩。

　　以經濟學的視角來看，中國的舉國體制確實是貫徹奧運戰略的最優化選擇，是最經濟的奪金策略。研究一下奧運軍團的金牌榜，其中多是女子項目、個人項目和歐美勞動人民不熱衷、不擅長、吃不起苦的項目。而在田徑、游泳等大項和三大球等熱門團體項目上，幾乎一無所獲。

　　舉國體制把我國的比較優勢發揮到了極致。把所有的資源都集中在對手不太重視的項目上，形成局部的優勢兵力之後各個突破，這種策略為中國金牌第一立下了汗馬功勞。但足球不是冷門項目，它是全世界各國調集資源爭奪的焦點。那種專揀冷門突破的取巧辦法是行不通的。

　　按照舉國體制的思路，沒有奪金希望的項目應及時放棄，以騰出寶貴的資源用於衝金，而足球恰好處於應該犧牲之列。實際上體育總局也確實是這樣操作的。2000年，在奧運戰略即將啟動之時，一位高層領導大筆一圈，將全國許多體校的足球專業取消了，以保證優勢項目能擁有足夠的經費。而足球的青少年培養，交給傳説中的俱樂部梯隊和市場化的足球學校負責。

　　這個不起眼的決定，是近10年來國足成績每況愈下的關鍵性原因。因為除了魯能泰山等“特例”之外，大部分俱樂部梯隊基本停留在紙上，足球學校的收費讓很多有天賦的窮孩子入學無門，這一變更等於給中國足球做了一次絕育手術。從此之後，中國足球的後備人才越來越少，質量也越來越差。

　　有名無實的職業聯賽

　　中國足球的決策者們，對於足球在舉國體制之中的弱勢地位早就心知肚明。於是他們從1994年就開始嘗試舉辦職業聯賽，試圖借助市場的力量完成對中國足球的救贖。只是十餘年來，儘管中國頂級足球聯賽已由當初的“甲A”變成了目前的“中超”，但職業聯賽始終打著“不職業”的烙印。

　　中國職業聯賽的“不職業”，首先體現在管辦不分上面。多年以來，國家體育總局足管中心與中國足協向來是“兩塊牌子，一套班子”，這使得當權者在官僚與民間協會之間可以隨便變換“臉譜”，以應付不同的事端。中國足協既是規則的制定者，也是監督者，還是利益的獲得者，如此複雜的身份讓他們可以隨便更改既定方針而不受監管，中國足球界的“昏招迭出”也就不難理解了。

　　而中國所謂各支職業俱樂部球隊的産生，也存在先天畸形的問題，事實上中國所謂市場化的職業聯賽本身是由許多反市場的力量驅動的。在中國，足球始終是一項政績工程、形象工程，和地方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在足球的圈子文化背後，是實權派的地方政府之間的博弈。

　　由於地方政府的介入，在具體運作過程中，各地都出現了資本和權力媾和的現象。政府有心發展足球，卻沒有資金，於是動用了政策招攬企業投資。這種招商足球導致了俱樂部的許多短期行為，如很多房地産企業投資足球，根本不在乎俱樂部的經營狀況，進入足球圈為的是換取當地政府手中優惠的土地。一旦城市的開發土地消費殆盡，企業就會找一個藉口退出中國足球，將俱樂部留給當地政府善後。謀利模式使得中國足球的退出事件層出不窮，俱樂部成了投資商的一次性用具，用完就扔。

　　這樣不負責任的企業往往很適應環境，活得很滋潤，而真正想靠經營足球獲得利潤的理想主義者卻舉步維艱，最終被這個惡劣的市場淘汰，重演了“劣幣驅逐良幣”的經典案例。有了這樣的領導機構，有了這樣的參與群體，中國職業聯賽能夠開展得好才是怪事，中國足球的整體水平也自然很難有大的提高。

　　管辦分離為何難實行

　　韋迪剛剛就任國家體育總局足管中心主任的時候，曾經明確提出在自己的任期之內完成“管辦分離”的工作，其後他卻一再強調“事情需要一件一件地做，路需要一步一步地走”，這是一個明確的信號，很顯然，韋迪等人是想放慢乃至停滯改革的步伐。韋迪為何出爾反爾？説到底這是因為中國足球存在巨大的經濟利益和社會效益，身為既得利益者的中國足協，絕對不會甘心主動把權力交出來。

　　在1994年中國足球進行職業化改革之前，由於長期奉行專業體育的舉國體制，並無實施職業足球的市場化微觀基礎，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足球和其他許多領域一樣，採用了由非市場的手段推動市場化改革的路徑，由帶有行政權力屬性的中國足協來擔任市場化建設的啟動者和孵化者。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作出這樣的嘗試可以理解，人們也相信，隨著市場化程度的深入和市場主體的發育，作為主管部門的中國足協終將淡出具體的經營。一個符合市場原則和法制要求的職業足球市場終將得到確立，併為中國足球水平的提升作出其貢獻。

　　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時代氛圍中，人們對於“小政府大社會”的改革圖景仍舊抱有信心，中國職業足球也在這樣的氛圍中得到了熱烈的支持乃至追捧，迅速地獲得了成功，中國足協也成為了最大的贏家，在保有原來的專業管理權力的同時，還獲得了對新興的職業足球市場的絕對主導權。與人們的期待相反，中國足協並沒有絲毫放棄這一絕對主導權的想法，而巨大的利益也鞏固了中國足協的攬權衝動。

　　中國足協深知，在現行體制下，自身權力的基礎來自行政權力體系，只要獲得了行政權力體系的認可，就無事不可為了。為了獲得行政權力體系的支持，在行政體系的政績目標與市場體系的運營目標之間出現矛盾時，中國足協總是偏向於前者，而犧牲後者，如為了確保世界盃出線，而不惜腰斬聯賽、取消升降級。反過來，一旦擁有了行政權力體系的支持，中國足協也就擁有了對職業足球的主導控制權。而要求中國足協主動放棄到手的權力和利益，自然無異於與虎謀皮。

　　過度解讀造就“功利足球”

　　一説到中國足球走過的彎路，很多人就會指責當權者總是急功近利，每次説到這個話題的時候，大家還喜歡拿中國與我們的近鄰日本、韓國進行一番對比———20年前，中、日、韓三國足球水平大體位於同一起跑線上，如今我們卻已經遠遠地被人家落在了後面。

　　日本、韓國一直按照足球規律辦事直至取得了今天的成功，而我們卻總是急功近利，頭疼醫頭、腳疼醫腳，一直在為“政績足球”、“出線足球”而奔波，結果呢，卻總是事與願違。事情的表相的確如此，但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為何總是急功近利？這主要是因為足球在中國早已被賦予了特殊的含義。

　　在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國力尚不夠強大。體育作為民族主義崛起的重要推動力，離政治的距離很近。在民族復興、國家榮譽的神聖話語之下，體育賽事輕而易舉就成為了舉國關注的焦點，而政府也需要通過體育的凝聚力來完成對社會的動員。於是體育的舉國體制應運而生。經過各種過度的詮釋，體育本質上的意義被忽略了，而對民族尊嚴的意義被極度放大。實際上，那些愛國的球迷不會意識到，自己神聖的愛國主義情緒中，也裹挾著不理性的成分和虛榮心的雜質。在膨脹的民族主義壓力之下，誕生了女排和乒乓球這樣的英雄幻象，也催生了一個自卑的失敗者———中國足球。

　　足球在中國，從來就不只是一項單純的體育項目。除了足球本身的魅力之外，在中國人的潛意識裏，足球是西方工業文明的一種象徵，是境外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中國人對世界盃長盛不衰的熱情中，寄託著一個民族對工業文明的嚮往和對國際舞臺的渴望。在這種特殊的歷史語境中，從一開始，足球的影響力和重要性就被過度放大了。中國體育的蒸蒸日上，讓國民的虛榮心越來越強烈。而“敗家子”形象的足球，成了民族尊嚴大合唱之下的眾矢之的。每一次恥辱失敗之後，主管部門都受到極大的壓力，被要求在最短的時間內拿出平息民怨的成績來。在這種氛圍之下，長遠而現實的構思難以出現，即使提出來也無人喝彩，更沒有人可以真正實施。

　　於是，中國足球多年來一直在“政績足球”、“口號足球”、“出線足球”的束縛下舉步維艱。而如今亞洲其他國家都加大了對足球的投入，由於他們沒有那麼多體制上的約束，一開始就走上正路，把足球還原成一項真實的體育運動、一個大家喜聞樂見的遊戲進行發展，因此進步很快，中國足球由原本的“亞洲準一流”迅速下滑為“二流”甚至是“三流”，自然也就不足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