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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國家統計局統計,2011年我國進城打工者總數已經超過2.5億,平均年齡為36歲。過去十年,打工者的工作環境、生活條件等有了很大改善。未來十年,他們對融入城市有哪些期待?一項針對10365名實名打工者的調查顯示,60.2%的受訪者期待未來十年成為新市民。在他們眼中,成為新市民的三大標準是:同工同酬,享受城市福利,有城市住房。[詳細]
我未來十年的夢想: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服裝品牌,一個基層打工者都可以消費得起的品牌。(女,18歲,銷售員,工作地上海)
我的文化生活主要是在這裡成立的 “農民工夜校”中度過的。夜校堅持每週一小課,每月一大課,而且夜校有很大的圖書室,可以上網。尤其是北京市公共圖書館計算機信息服務網絡,可以通過通借通還,借書看書非常方便。
老一代農民工主要是物質需求,外出就業的主要目的是“掙票子、蓋房子、娶妻子、生孩子”。新生代農民工更想“體驗生活、實現夢想”。他們渴望人文關懷,對尊重、平等、社會承認有更多的期盼,對工作環境、福利待遇、發展機會和文化生活有更高的要求。
成為新市民:城市的面貌在變,農民工的夢想也在變
正在建設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將有望覆蓋農民工群體。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工的精神文化需求,最終還要從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中尋找出路。要充分發揮博物館、圖書館、文化館等公益性文化設施的功能,為農民工提供一些針對性的文化産品。
與新生代農民工接觸最多的是企業,工資由企業撥付、成長由企業提供晉陞渠道、權益由企業提供基礎保障。所以,對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融入,企業應該承擔起責任。
新生代打工者想留在城市,需要努力提高綜合素質,職業道路才會更寬廣。新生代打工者也要學習父輩的吃苦耐勞精神,不要盲目攀比,只有不斷學習進步,才有可能留在城市,成為新市民。
相比本地青年的“現成有房”,以及生活方面能得到父母更多照顧和資助,外地來來打拼的年輕人的確生活成本要高出不少,人也要辛苦很多。但這其實也無可厚非,因為,本地青年是在分享受其父輩甚至是祖父輩艱辛打拼的成果。就像那些遠赴海外謀生的人一樣,第一代移民總是付出很多,然後他們的子女才能享受較為安逸的生活。相比之下,那些隻身打拼的章維們要想站住腳,必須付出比本地青年更多的勤奮和努力,他們的生活也必定更為節儉。因為他們比別人更需要快速積累財富。
作為改革開放後崛起的“新社會階層”,農民工帶給我們的,不單是炫目的物質成就,還有無數心靈的感動。在北京“7 21”暴雨中,150名農民工用血肉之軀,救出182名被困群眾,成為“平凡的真英雄”。破解世界建築難題的趙正義,獲得中國科技進步二等獎,成為“農民工發明家”。從“傻根”變成明星的王寶強、用知識改變命運的北大保安、從農民工成長為十八大代表的巨曉林……他們用行動積聚起社會的正能量,成為“中國的脊梁”。他們不拋棄、不放棄的勵志故事,為中國注入了信心和活力。
如果説,前十年我們完成了新生代打工者“進城”的過程;那麼,後十年就肩負著落實其“市民待遇”的責任。這種責任顯然不是名字的轉換,而是權利義務層面的對等。如何由給房給戶口轉變為全面關懷、由給錢給政策轉變為身份與心理認同、由權力管理轉變為公共服務,發揮“新市民”在未來城市化及城鄉一體化中的“粘合作用”——這些,無不考驗著城市政府的智慧與取向。好在65.3%的新生代打工者對自己未來十年的生活有信心。這份信心與熱忱,便是催促城市讓“新市民”生活更美好的澎湃動力。
通過研究發現,在新生代農民工影響因素方面,社會性交往中自發組織的群體性交往對緩解抑鬱心態發揮了積極作用。在互動形式上,面對面的交往是最好的交流習慣,使雙方全身心的投入。網絡溝通雖然便捷,卻因匿名性和不確定性成為逃避現實交往的途徑,反而導致抑鬱的發生。新生代農民工要增加面對面的交流,增加社會交往,才能逐漸與城市融合。
“成為新市民”,需要打工者自身努力,提升技能,真正從感情和心理上,把城市當成自己的家,為城市承擔應該承擔的責任。同時,需要城市付出更多的努力,進一步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提高打工者的收入,進一步控制房價、穩定物價。每一種真誠的期待都是一種信任,每一種真誠的期待都是一種參與。順應“成為新市民”的新期待,既給城市提出了更高要求,也給城市發展提供了更大動力。
城市想要留下新生代農民工,需要因城而異、因地制宜地推行漸進式的戶籍制度改革。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不可能完全放開,但可以考慮逐步推進農民工市民化,推進農民工在一些領域與市民同權;中等城市則應積極地放開;小城市、縣城等更是可以完全放開。要分類指導,幫助新生代農民工及老一代農民工的“精英群體”率先實現市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