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和恩格斯是無産階級政黨的創始人和黨建理論的奠基者。列寧繼承和發展了他們關於無産階級政黨建設的一系列基本原則，結合俄國革命鬥爭實踐，創立了列寧黨建理論。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無産階級革命家創造性地把馬列主義黨建理論與中國共産黨黨建實際相結合，在推進馬列主義黨建理論中國化進程中進行了創造性科學性的豐富和發展，形成了毛澤東黨建理論。鄧小平指出：在黨的建設學説方面，“馬克思、恩格斯講得不多，列寧有個完整的建黨的學説”，“把列寧的建黨學説發展得最完備的是毛澤東同志”，“毛澤東同志對於建立一個什麼樣的黨，黨的指導思想是什麼，黨的作風是什麼，都有完整的一套”。[1]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推進馬列主義黨建理論中國化的第一個實踐成果就是創立了偉大的中國共産黨。中國共産黨是近代特殊國情和歷史條件下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是適應中國近代革命發展的需要把馬列主義黨建理論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中誕生的。毛澤東指出：“中國共産黨是在列寧的號召之下組織起來的，是共産國際派人來幫助組織的”[2]，“是依照蘇聯共産黨的榜樣建立起來和發展起來的一個黨”[3]。中國共産黨的名稱、性質、宗旨、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綱領（政治路線）和策略等的淵源都可以追溯到馬列主義黨建理論。

　　一、思想建黨的中國化，為中國共産黨永葆先進性、實現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團結統一奠定了堅實基礎

　　馬克思、恩格斯十分注意無産階級政黨的思想建設，他們通過大力宣傳講授、傳播科學社會主義原理，用科學社會主義去清除一切非無産階級思想的影響。他們指出：“如果其他階級出身的這種人參加無産階級運動，那麼首先就要要求他們不要把資産階級、小資産階級等等的偏見的任何殘余帶進來，而要無條件地掌握無産階級世界觀。”[4]馬克思、恩格斯把科學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從思想上武裝無産階級的頭腦，創立了第一國際，從而“奠定了工人國際組織的基礎，使工人做好向資本進行革命進攻的準備”[5]。列寧也一貫重視思想建黨，並反復強調黨的思想理論建設的重要性、必要性、複雜性和艱巨性。他指出：無産階級政黨“是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的結合”，“是以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部隊”，“沒有革命理論，就不會有堅強的社會主義政黨”[6]，“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革命派別就會失去生存的權利，而且不可避免地遲早註定要在政治上遭到破産”[7]。列寧認為無産階級政黨只有通過思想上的統一進而達到組織上的統一，才能使黨的組織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得到真正的鞏固。他指出：“我們不應該忘記，沒有共同的思想基礎，根本談不上統一的問題。”[8]而如果“沒有思想上的統一，組織統一是沒有意義的”[9]。這些充分説明列寧對加強黨的思想理論建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深刻認識。列寧還針對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對工人的侵蝕和影響問題指出：“對社會主義思想體系的任何輕視和任何脫離，都意味著資産階級思想體系的加強”[10]，因此，無産階級政黨的任務“就是把認清無産階級的地位及其任務的這種意識灌輸到無産階級中去”[11]。當然，“灌輸”教育實踐中不能簡單地把這種宣傳和灌輸工作變成教條主義的説教，而應當“把對共産主義思想的無限忠誠同善於進行一切必要的實際的妥協、機動、通融、迂迴、退卻等等的才幹結合起來”[12]。歸結起來，馬列主義關於思想建黨理論的基本精神是：無産階級政黨必須高度重視思想建設，通過“灌輸”馬列主義科學理論去武裝無産階級，進而克服各種非無産階級思想，真正在思想上組織上鞏固起來。

　　毛澤東自1920年閱讀《共産黨宣言》接受馬克思主義以後，就矢志不渝地把“建設一個全國範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産黨”[13]作為自己革命活動的中心任務之一，他堅持馬列主義建黨原則與中國黨建實際相結合，自覺“半自覺”中推動著馬列主義黨建理論的中國化。毛澤東最為重視思想建黨，他在實現馬列主義思想建黨理論中國化中主要有以下四個特點。

　　首先，深入調查研究中國實際，一切從中國國情和黨情實際出發，確立把思想建黨放在首位。毛澤東很早就認識到中國共産黨誕生的社會環境，同國外無産階級政黨很不一樣。中國共産黨的主要特點是成員構成不是以工人階級為主體，而是以農民和其他小資産階級出身的黨員成分為絕大多數。這就必然存在一個極其嚴重的矛盾——“黨內無産階級思想和非無産階級思想之間的矛盾，即馬克思主義思想和非馬克思主義思想之間的矛盾”[14]。為解決這一矛盾，毛澤東指出“必須從思想上組織上認真地整頓一番。而為要從組織上整頓，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頓，需要展開一個無産階級對非無産階級的思想鬥爭”[15]。也就是説，根據中國共産黨的黨員思想總體狀況，必須大力加強思想建設，根本的就是通過樹立正確的、先進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去克服錯誤的、落後的非無産階級思想，這樣才能“使我們的整個隊伍在思想上和組織上都真正統一起來，鞏固起來”[16]。

　　其次，運用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確立無産階級思想領導。毛澤東按照馬克思主義“灌輸”論，針對黨員思想覺悟和政治水平不一致的情況，決定“用共産主義教育去保證提高他們到先鋒隊的地位”。毛澤東對思想建黨問題進行了艱苦而富有創造性的探索並取得成功，提出了思想上建黨的方針、基本原則和基本方法，概括説來就是：在馬列主義指導下，運用“黨內兩條戰線的鬥爭，與共産主義的教育”的方法，遵循“黨在思想上的布爾什維克的一致”的原則，最終“使黨變為一個共産主義的熔爐，把許多願意為共産黨主張而奮鬥的新黨員，鍛鍊成為有最高階級覺悟的布爾什維克的戰士”[17]。

　　再次，普及學習馬列理論，提高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和實踐能力。理論教育是關係革命成敗的關鍵，毛澤東指出：“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於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18]毛澤東曾有個生動比喻：“我們要領導人民打倒敵人，我們的隊伍就要整齊，我們的步調就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19]所謂“隊伍整齊、步調一致”就是在黨的領導下思想統一于馬列主義旗幟下，而這裡的“兵要精、武器要好”，則是指全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水平和實踐能力要非常高。而要達到革命成功的目的，就必須團結統一，通過學習馬列主義理論提高實踐能力。正如列寧早在建黨初期所指出那樣：黨員應該把自己的能力和作用“提高，提高，再提高”[20]。亦如1923年為提高俄共（布）的工作能力他向全黨發出號召提出任務那樣：“第一、是學習，第二、是學習；第三、還是學習。”[21]毛澤東也一直積極倡導學習馬列理論，他不但自己始終堅持不懈、孜孜不倦地反復閱讀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不斷提高自身理論水平，同時還要求黨員幹部學習理論，特別是在重大歷史關鍵時刻，總是親自列出馬列著作書目。譬如：1945年在抗日戰爭勝利前夕，為了實現放手發動群眾、打敗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國的戰略任務，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要求高級幹部認真讀《共産黨宣言》等5本馬列著作；1949年建國前夕，為了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徹底勝利，提高即將成為執政黨的理論水平和領導水平，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決定幹部要學習12本馬列主義著作；1963年，面對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困惑，毛澤東又提出要求黨員幹部學習30本馬列著作的意見……毛澤東要求黨員幹部通過認識閱讀，並學會理論聯絡實際，樹立馬克思主義學風，改造世界觀，提高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和指導實踐的能力。

　　最後，與“勢”俱進，堅持不懈加強思想建設，同時發展創新方式方法。毛澤東認為，加強思想建設是一個長期性的永恒主題，不管形勢和外部情況怎麼變化，都必須持之以恒毫不懈怠；同時隨著形勢的發展可以創新思想建設的方法和方式。隨著黨所處的歷史方位和內外環境的變化，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預感到黨內會滋生驕傲、以功臣自居、不求進步、貪圖享樂的情緒。於是他及時提出“兩個務必”，警示全黨要拒腐防變，抵制資産階級的“糖衣炮彈”。新中國成立後，貪污腐敗、貪圖安逸、理想信念動搖等各種不良風氣在黨內有滋長蔓延之勢，於是毛澤東領導開展了“提高幹部和一般黨員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錯誤，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驕傲自滿情緒，克服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改善黨和人民的關係”[22]的大規模的整風運動；次年春，中共中央召開了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通過了《關於整頓黨的基層組織的決議》，規定做一個共産黨員需具備八項標準，要求堅定馬克思主義理想信念，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努力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不斷提高覺悟，等等；1952年2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三反”運動和整黨運動結合進行的指示》，無論是“整風”、“整黨”，還是“三反”，思想建設活動載體和方式不斷創新發展，而加強思想建黨的主題和本質卻總是永恒不變的。這些運動都充分體現了毛澤東始終要求全黨一以貫之地堅定馬克思主義理想信念、拒腐防變、把思想建黨放在首位的重要思想。正因為毛澤東把馬列主義思想建黨理論實現中國化，才使我們黨永葆先進性，成為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二、民主集中制組織原則的中國化，為中國共産黨發揮凝聚力、戰鬥力提供組織保證

　　廣泛民主和高度集中相統一的民主集中制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組織建設的根本原則，是把黨建設成為有凝聚力、戰鬥力的組織堡壘的重要保證。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一系列組織原則中，雖然沒有使用民主集中制的科學概念，但在他們起草的《共産黨宣言》、《共産主義者同盟章程》和《國際工人協會共同章程》中都體現了非常明顯的民主集中制的思想。民主集中制這個概念，作為正式的、由黨的決定加以合法化的原則用語，最早出現在1905年召開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一次代表會議的文件中，在該會議決議《黨的改組》中指出：“代表會議確認民主集中制原則是不容爭論的。”[23]同年9月，列寧在《德國社會民主工黨耶拿代表大會》中指出：民主集中制是“實行徹底的集中制和堅決擴大黨組織內的民主制”[24]。翌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四次（統一）代表大會正式把民主集中制寫入黨章，會議通過的《組織章程》第二條第一次明文規定：“黨的一切組織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則建立起來的。”[25]在黨建實踐中列寧還強調：民主和集中不是一一對應的，要根據不同歷史環境和現實條件合理側重、靈活運用。因此，他指出“無産階級實現無條件的集中和極嚴格的紀律，是戰勝資産階級的基本條件之一”[26]，同時，列寧又高度重視黨內的民主生活，他指出“黨內的一切事務是由全體黨員直接或者通過代表，在一律平等和毫無例外的條件下來處理的”[27]，“不容許採取任何壓制手段來對待那些對黨所決定的某些問題持有不同意見的同志”[28]。此外，列寧還明確規定了民主集中制的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的原則。他指出：“在一個已經多少超出了家庭式小組範圍的黨裏面，如果沒有正式規定的黨章，沒有少數服從多數，沒有部分服從整體，那是不可想象的。”[29]歸結起來，馬列主義關於民主集中制組織原則的基本精神是：以民主集中制為根本組織原則，堅持民主和集中相結合併把二者有機統一起來，根據具體形勢而對二者合理地側重。

　　十月革命後，民主集中制推廣成為各國共産黨的組織原則。早在1927年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的《中國共産黨第三次修正章程決案》，就正式將民主集中制原則寫入黨章，規定“黨部的指導原則為民主集中制”。毛澤東在黨建實踐中，深刻把握馬列主義民主集中制的精髓並創造性地運用民主集中制原則，深刻揭示出廣泛民主與高度集中相統一的辯證關係，提出要把堅持集中指導下的民主與民主基礎上的集中相結合，同時制定了規範黨內政治生活、處理黨內矛盾的制度，形成了我們黨在組織建設和制度建設上的鮮明特徵。毛澤東推動馬列主義民主集中制思想中國化主要有以下三個特點。

　　其一，民主和自由是鞏固民主集中制、發揮黨的凝聚力、戰鬥力的重要保證。堅持民主集中制必鬚髮揚民主，保障自由。1937年5月，毛澤東在《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中指出：“要黨有力量，依靠實行黨的民主集中制去發動全黨的積極性。”[30]他還在《論新階段》中指出“民主政治是發動全民族一切生動力量的推進機”[31]。可見，毛澤東認為，充分發揚民主和自由，民主集中制就能充分發揮出強大的組織優勢和政治優勢，發揮出強大的組織力量。

　　其二，集中和黨的紀律是鞏固民主集中制、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的有力武器。毛澤東強調：堅持民主集中制必須嚴明黨的紀律，“紀律是執行路線的保證”。在黨的建設歷史上，曾多次執行紀律同破壞民主集中制的行為進行鬥爭，有效地維護和鞏固了黨的團結統一。譬如紅軍長征途中，為了同張國燾右傾分裂主義展開鬥爭，毛澤東重申黨的紀律：“（一）個人服從組織；（二）少數服從多數；（三）下級服從上級；（四）全黨服從中央。”並尖銳地指出：“誰破壞了這些紀律，誰就破壞了黨的統一。”[32]這些紀律實際上就是列寧關於民主集中制原則在中國的生動體現和豐富發展。由於嚴格執行黨的紀律，終於迫使張國燾宣佈取消其另立的“中央”，從而維護了黨和軍隊的團結統一，實現了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正如毛澤東所説，“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

　　其三，民主集中制是民主與集中的辯證統一體。民主集中制包括民主與集中兩個方面，兩者互為前提，相輔相成，不可分割。毛澤東指出：“民主是對集中而言，自由是對紀律而言。這些都是一個統一體的兩個矛盾著的側面，它們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我們不應當片面地強調某一個側面而否定另一個側面。”[33]鄧小平曾高度評價毛澤東在民主集中制上做出的貢獻：“毛澤東同志建立的這個黨，既能夠充分發揚民主，充分發揮下面遵守紀律的自覺性，又能夠在這樣的基礎上建立高度的集中。”[34]毛澤東把民主集中制原則與“勢”俱進靈活貫徹在實踐中，根據不同歷史時期，針對不同的局勢，強調的側重點是有所差異的，這一點和馬列主義關於民主集中制組織原則精神是一致的。

　　可見，毛澤東對如何在中國科學運用民主集中制原則有著深刻的認識，他一直倡導營造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35]。遺憾的是，毛澤東晚年違背了自己一貫倡導的民主集中制組織原則，釀成歷史的悲劇，這慘痛的教訓必須警示。

　　三、作風建設的中國化，為鞏固階級基礎和擴大群眾基礎、貫徹落實黨的政治路線提供根本保證

　　一個政黨的作風好壞，直接關係到人心向背，直接影響著它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直接決定著它的感召力、凝聚力和生命力。馬克思、恩格斯在建黨過程中已注意到黨的作風建設問題，列寧在建黨實踐中也高度重視、反復強調黨的作風建設，而毛澤東則把馬列主義作風建設思想在中國運用得爐火純青、卓有成效，主要體現出以下三大特點。

　　其一，理論聯絡實際。馬克思、恩格斯一直強調他們創立的理論“是從世界本身的原理中為世界闡發新原理”[36]，是“從歷史事實和發展過程中得出的確切結論；脫離這些事實和過程，就沒有任何理論價值和實際價值”[37]。因此，各國無産階級政黨運用他們的理論，“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為轉移”，“必須結合具體情況並根據現存條件加以闡明和發揮”[38]。可見，馬克思、恩格斯特別強調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絡實際。列寧深刻把握馬克思主義之精神實質，他指出：馬克思主義“所提供的只是總的指導原理”[39]，必須緊密結合各個國家的實際情況，因此，具體實踐起來“每個民族都會有自己的特點”[40]。這也就是説理論一定要從客觀實際出發，結合具體的實踐。毛澤東一貫倡導理論聯絡實際，始終要求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一切從中國實際出發，實事求是。他指出，“對於中國共産黨説來，就是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的環境”[41]。他強調：真正的理論是從客觀實際中抽出來又在客觀實際中得到證明的理論；理論和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馬克思主義理論必須同中國實際相結合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毛澤東還非常注重調查研究中國國情，強調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做到有的放矢。

　　其二，密切聯絡群眾。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視黨同工人群眾的聯絡。1848年，他們指出：共産主義者同盟“應使自己的每一個支部變成工人聯合會的中心和核心”[42]，同時還建議廣泛建立受同盟領導的外圍組織。他們主張用廣泛建立工會、合作社等群眾團體，公開發行各種報刊、頻繁組織群眾集會特別是用爭取普遍選舉權和參加議會競選等方式宣傳和組織群眾。列寧也非常重視黨與群眾建立和保持密切的聯絡，他指出：無産階級政黨“最嚴重最可怕的危險之一，就是脫離群眾，就是先鋒隊往前跑得太遠，沒有‘保持排面整齊‘，沒有同全體勞動大軍即同大多數工農群眾保持牢固的聯絡”[43]。列寧在《論戰鬥唯物主義的意義》中強調：“先鋒隊只有當它不脫離自己領導的群眾並真正引導全體群眾前進時，才能完成其先鋒隊的任務”[44]，他還深刻揭示出：工人、農民、士兵，是奮不顧身地跟著共産黨的，這就是黨和蘇維埃政府力量的無窮無盡的源泉。因此，他總是號召“哪有群眾就要到哪去工作”。列寧對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深惡痛絕，反復強調：執政黨更是要繼續密切聯絡群眾。毛澤東堅持馬列主義尤其是唯物史觀，把“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這一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系統地、創造性地爐火純青地運用於黨的建設和黨的全部活動中，並倡導出“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毛澤東指出：“共産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45]毛澤東反復強調：密切聯絡群眾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是我們黨領導革命和建設的動力源泉和依靠力量。這無疑也是我們黨鞏固階級基礎和擴大群眾基礎、成為中國工人階級、中國人民、中華民族先鋒隊的根本要求。可見，在黨建實踐中能否密切聯絡群眾是關係黨前途和命運的生死攸關的問題。

　　其三，批評和自我批評。恩格斯指出：“批評是工人運動生命的要素。”[46]他認為，勇於批評和自我批評是無産階級政黨的重要特徵。當然，批評和自我批評會是良藥苦口、忠言逆耳的，也“無疑會使許多人感到不愉快”，但“這對於黨來説，一定要比任何無批判的恭維更有益處”[47]。列寧也特別重視批評和自我批評，並把它作為一個政黨是否合格的尺度和標誌。他指出：“一個政黨對自己的錯誤所抱的態度，是衡量這個黨是否鄭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對本階級和勞動群眾所負義務的一個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開承認錯誤，揭露犯錯誤的原因，分析産生錯誤的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錯誤的方法——這才是一個鄭重的黨的標誌。”[48]俄共（布）中央還專門出版不定期的《爭論專頁》，任務就是開展黨內批評。列寧還要求黨內一切重要問題都要開展廣泛討論和批評，可見，列寧已經把批評昇華為一種讓黨和黨的事業發展進步的有益工具。毛澤東一直提倡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風，他強調：“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器”[49]，是無産階級政黨不可缺少的武器，沒有這個武器，黨的肌體要受腐蝕。毛澤東還曾作過極其生動和形象的比喻：“房子是應該經常打掃的，不打掃就會積滿了灰塵；臉是應該經常洗的，不洗也就會灰塵滿面。我們同志的思想，我們黨的工作，也會沾染灰塵的，也應該打掃和洗滌。”[50]因此，他一貫要求中國共産黨人不應懼怕批評和自我批評，應“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些中國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批評和自我批評是“抵抗各種政治灰塵和政治微生物侵蝕我們同志的思想和我們黨的肌體的唯一有效的方法”[51]。毛澤東還創造了在全黨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教育的整風形式，通過正確開展認真嚴肅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糾正了黨內的不良作風。正因為我們黨堅持批評和自我批評這一優良作風和馬列主義“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科學原則，所以黨的歷史上不管犯了或“左”或右多麼嚴重的錯誤，都能夠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總結經驗教訓，依靠自身力量糾正錯誤，使黨的事業轉危為安、轉敗為勝。

　　總結説來，毛澤東黨建理論最大的特點是能夠科學把握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和立場觀點方法，最大的優點是善於從中國國情黨情實際出發，加上毛澤東自身豐厚的中華文化底蘊，在理論創新上表現出很大的創造性、科學性、前瞻性。毛澤東推進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中國化的關鍵在於如何“化”。歸結起來：一是堅持馬列主義建黨原則，二是結合國情黨情實際，三是與“勢”俱進探索創新。

　　參考文獻

　　[1][34]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4，45．

　　[2]毛澤東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03－404．

　　[3][49]毛澤東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57，1439．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85．

　　[5]列寧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90．

　　[6]列寧選集:第l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03．

　　[7][11]列寧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67，37．

　　[8][9]列寧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48，247．

　　[10][39]列寧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7，274．

　　[12][26][48]列寧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03，135，167．

　　[13][18][32][41]毛澤東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02，533，528，534．

　　[14][15][16][19][45][50][51]毛澤東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08，875，876，811，1096，1096，1096．

　　[17]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0冊[C]．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621．

　　[20]列寧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72．

　　[21][43][44]列寧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86，626，646．

　　[22]毛澤東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72．

　　[23][25]蘇聯共産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第1分冊[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119，165．

　　[24]列寧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25．

　　[27]列寧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418．

　　[28]蘇聯共産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第2分冊[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41．

　　[29]列寧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87．

　　[30]毛澤東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78．

　　[31]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C]．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611．

　　[33]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62．

　　[35]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卷[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543．

　　[36][3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6，35．

　　[3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20．

　　[40]列寧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63．

　　[4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86．

　　[4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87．

　　[4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99．

　　（作者單位：東北師範大學政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