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志堅曾用過筆名叫“小佛”。那時他是一個寫很多影評的文青，並在上海交大讀國際航運專業，但卻不怎麼認同所學的內容，以至於推遲一年畢業。畢業後在媒體行業方興未艾的草莽時期，當上了記者，卻從此找到了最適合自己的道路，現在他是《21世紀經濟報道》上海新聞中心的總監。只是，他靦腆文靜的性格從未改變過。

      而他的太太陳中小路一直是乖乖女及好學生，從貴州一路考上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畢業後進入新聞行業，在多家媒體工作過，現就職于《南方週末》。

      這是一對調查記者夫妻檔。在他們從事新聞的過去十年間，他們親身近距離地見證了中國社會劇烈和莫測的變化。而他們的個人經歷，也可以作為中國媒體中中堅力量的代表性檔案。

      對他們的這次訪談，是在去年的聖誕夜，在他們家，在暖暖的空調中，對談了三個小時。

（Z= 左志堅， C=陳中小路）

走上新聞道路

      Q： 十年前的你們是什麼樣？

      Z：我是1996年進大學的。不過復讀了一年，所以十年前這個時候剛畢業。

      Q： 你挂科復讀，是因為藐視這種體制嗎？因為你本身考上上海交大也不容易，是在大學裏態度發生轉變嗎？

      Z：大學裏學的東西對我沒有吸引力。工科專業需要學一堆你以後用不到的東西。所以我一點沒有興趣。

       Q： 那你是怎樣和新聞結緣的？

       Z： 走投無路了，找不到工作（笑）。我覺得做新聞可能自由一點。畢業之後馬士基給了我一個offer，但那個工作我覺得很雞肋，就沒有去。我父親給我介紹了一個工作，但我不喜歡按照他給我設計的道路去走，本身我的大學專業就是我父親選擇的。我就去杭州《青年時報》呆了三個月，作為新聞入門的起步。我覺得這個行業對我來説最好的就是自由，我肯定做不了需要坐班的工作。

      Q：那你寫影評那些文藝愛好是怎麼發展起來的？

      Z： 主要是泡網站論壇發展起來。那個時候也沒那麼多網站，我們最早在網易一個電影論壇聊天，裏面的有些人已經在做製片人。

      Q：那你沒有想直接去做電影方面的工作嗎？

      Z： 我覺得做電影最大的需要是了解社會。做記者能給我提供了解社會的機會。所以我願意把自己的電影興趣暫時先作為一種愛好。

      Q：後來怎麼加入《21世紀經濟報道》的？

      Z： 我是2002年3月到上海參加面試。當時《21世紀經濟報道》也剛創辦，我想這樣一份新的專業報紙，應該需要一些專業背景的人，我的物流專業背景還是比較獨特，那個時候這個行業也正新興。所以我也就順利加入了。

      2002年進入《21世紀經濟報道》的時候，正是它的巔峰期。每寫一篇報道都要花很長時間，出來之後也會引起行業震動。我很喜歡這個工作，幹得很賣命，一年就從見習記者變成資深記者。一開始做了一年物流記者，後來又做了幾年商業報道，寶潔、聯合利華這些快消品巨頭都報過。當時已經開始喜歡做調查報道。在2006年之後就專職做調查報道。

      Q：《21世紀經濟報道》一開始也主打調查報道，你是不是能感受到記者是“無冕之王”的感覺

      Z：對。我覺得我自己最出彩的報道是我在見習期間寫的一篇和黃集團和上海市政府鬧矛盾的報道，第二天這個報道被香港《信報》頭版轉載。報紙賣完了還有人要這篇報道的複印件。有點“洛陽紙貴”的感覺。和黃的股價當天也跌到那一年的最低點。那時的感覺就是自己的報道能對社會有影響，對我個人也是一個很大的激勵。要知道我在見習期間曾經兩個月一篇稿子都沒有出，因為我之前都沒有什麼新聞學習的背景。

      Q：我們來談談小路十年前的經歷。

      C：那時我是高二，對世界沒什麼了解，就一心準備高考。對自己要考的大學也沒什麼了解。我還算比較有目標的，就想讀新聞系，在那時候，《南方週末》是我了解外界的一個主要渠道。我們那一年，恰好比較好的大學都沒有在貴州招新聞系。我就報了復旦，想想它還是有個新聞系的。

      Q：進大學之後怎麼又從經濟專業轉回到新聞道路呢？

      C：復旦那時有一個轉專業的政策，我還去打聽了。那個時候經濟專業是比較熱門的，大家都踏破門檻想轉進來，都沒有轉出去的。後來我也就作罷了。幸好有個第二專業可以選擇，我就選擇了新聞。不過學到的東西確實比較老套。

      我們不像新聞系有專門的實習學期，只有寒暑假可以利用。我們的同學一般都找跨國公司和金融單位。但我想去新聞單位。大二的時候，同學在學校裏看到《21世紀經濟報道》招實習生的廣告，她知道我的心願，特意抄回來給我。晚上我就寫了人生的第一份簡歷發了過去，簡歷和郵件寫得懵懵懂懂的，但很幸運後來通過了報社的筆試和面試。

      Q：接觸媒體和你原來想法有什麼不同？媒體是比較江湖化的。

      C： 確實和我想象的不同，但是我覺得媒體挺有趣的。

      Q：媒體人的生活狀態出乎你的想象嗎？

      C：以前沒有想象過生活狀態。那個時候看到記者經常在辦公室打地鋪過夜，印象深刻。

      Z：那個時候年輕，除了工作也沒太多其他的生活，所以基本一心都撲在工作上。辦公室氣氛也很好，大家都在討論業務。南方報業的文化一直也比較草根。我還在辦公室給同事們放過紀錄片。

      Q：畢業了你就一直找的是媒體工作嗎？

      C：大四之前的暑假我開始在南方週末實習，做社會新聞，當時從興趣來説，我對社會新聞更濃厚一點。大四畢業的時候，南方報業沒有錄取我。那個時候《每日經濟新聞》剛成立，在招人。我就過去做房産記者。《每日經濟新聞》做了半年多，但很快這家媒體就發生了股權變動，人心浮動。2006年初我就去了《上海證券報》，一直做到2007年。

      Q：你終於發現了媒體工作這種動蕩其實挺多的，你有什麼感受？

      C：當時還是挺沮喪的。因為我的同學很多都去了大公司，有很好的文化和培訓。而我不斷換工作，他們都會來安慰我。但我還是一直喜歡做新聞。

“社保案”風雲

      Q：你是怎麼走上媒體的管理崗位的？

      Z：那是2005年底，開始做特稿部的負責人。

      Q：2006年對你們來説應該是比較精彩的一年，最大的一個案子，便是那年下半年的“社保案”。那是震動上海乃至全國的一件大事。你們是怎麼報道的？

      Z：我們大概是從2006年7月開始報的，第一篇稿子是同事做的，當時異地監督禁令很強，領導簽發時候很猶豫，主要是梳理一下歷史，先把稿子發出來了。後來聽説張榮坤也被抓了，我知道他來頭不小，趕緊把他的底細查了下。我還和一位女同事去了祝均一在丁香花園的家。

      Q：那時有宣傳禁令嗎？

      Z：有兩道禁令。我們停了一下。後來又繼續報，因為後來被抓的人越來越多，比如上海電力。後來因為是高層之間的政治鬥爭，變成沒有人敢來和我們打招呼説不能做，我們反而獲得了機會。甚至他們也在利用我們這些市場化媒體推波助瀾。

      Q：《21世紀經濟報道》的優勢在哪？

      Z：快和準，以及相對的深度。同事曾和中央調查組接觸過多次。最重要是，我們在各個條線的記者很多，都是很不錯的記者，人脈和專業不必説，加上南方報業的基因，每個人都是做調查報道的好手。

      Q：你們當初有沒有預測到事情會發展到一把手換人的程度?

      Z：剛開始每天都在猜下一個被抓的人是誰，因為每天都有人被抓。後來抓到秘書秦裕之後，一切指向已經很明了。不過一把手換人當天，馬上就來了禁令，説不許寫。緊接著又來了一條規定更細緻的禁令。

      Q：違抗禁令是不是可以採取的一種推動進步的方式？

      Z：這個問題問主編比較好。這肯定是一種賭博，他會權衡一下。比如説上海大火，在上海市中心發生這麼大的事你不報，只能讓老百姓來罵這個報紙。你去報的話，也要考慮什麼樣的角度，作什麼樣的處理。

      Q：小路報道此事，主要是在2007年中參與了《還原張榮坤》那篇轟動一時的報道對吧？

      C：我是2007年5月去了《財經》雜誌。那時這個案子進入了司法階段。細枝末節還有很多沒有透露出來，不是很清晰。後期我們雜誌還是想通過進一步的調查，並結合司法案件審判，希望把整個社保案關係網體現出來。

      Q：能夠推出這篇報道，《財經》是不是有其特殊性？

      C：在司法審判階段，印象裏全國只有我們一家在持續報道，而且每天都在網站上發佈即時新聞，聽説很多媒體都接到通知，不許採訪報道。

      最早各家媒體對張榮坤做過一些報道談到了他的少年時期的情況，但從他少年期到他中年，這個“發家”的中間階段是空白的。那時完全找不到熟悉這段關係的人採訪，我一直在網上搜他名字與其他詞彙的各種組合，偶然發現有一家公司沒有任何報道提過。我們就去查了這家公司。再順著公司的股權結構往前追，才基本還原出了他發達之前的職業履歷。

      Q：你作為一個外地人，在上海做一些本地脈絡梳理有沒有困難？

      C：做這些其實對本地、外地人都困難。語言也還好。普通話還是能對付。

      Q：那怎麼打開關係呢？

      C：還是能得到親朋好友甚至陌生人的幫助。當然假如我生活在家鄉小城市，在社會關繫上可能會方便得多。但即使是上海的普通人，生活在上海某城市的小角落，也不會有那麼多的關係。

      Q：到了《財經》是不是覺得自己的記者夢想已經完全進入正軌了？

      C：我倒沒覺得之前不在軌道上，一直是沿著自己小時候的夢想在走。

      Q：《財經》給你帶來什麼？

      C: 《財經》的操作非常規範，比如眾所週知的杜絕車馬費，對新聞態度也很嚴謹和專業。

新聞環境與記者生態

      Q：你們覺得這幾年調查新聞的環境是往好裏走還是差裏走？好的方面是網絡更加發達，差的可能是政府控制加強。你是怎麼看？

      Z：還是更難了。你異地監督，你沒有記者證，都是他們打擊你的藉口。他們對付媒體越來越有經驗，他們也知道怎麼運作來把稿子黑掉。網民提供的是線索，線索不難找。但記者採訪和發稿難度都在增加。以前江浙一帶如果有官員落馬，我們就很興奮，基本都做了。一開始是揭一個部門的事，後來宣傳部直接就打電話過來的。再往後，可能一打電話人家就知道了。體制內對負面新聞已經有了一個系統在應對。

      Q：報社有沒有鼓勵調查報道？現在報社流水化的作業程序加強了。

      Z：報社其實還是鼓勵的，這對他美譽度是有好處。但流程對接，考核方面對調查報道不是特別有利。我們有10個專職特稿記者，他們的收入不固定，考核方式比較僵化，但還是不斷有好的記者冒出來。

      Q：是不是可以這樣説，90年代《南方週末》個人英雄主義模式已經終結了？

      C：過去那種個人英雄主義的階段，媒體更多是以監督者、批評者的姿態來撰寫新聞，常常給讀者的感覺就是很猛、很犀利。現在媒體普遍更追求專業的、中立客觀的表達方式。

      Z：現在媒體競爭太激烈。網絡等。靠一個人寫出一個震動天下的報道已經不現實了。像社保案我們是10個人的團隊在做。

      Q: 對調查報道下一步樂觀嗎？

      C：從管制的角度沒什麼樂觀而言。現在到各地採訪，不僅不能自由地接觸政府等部門，還必須得躲著那些要來限制的人，他們的敏感點也越來越多，比如一些不涉及政治的經濟新聞，也經常會被他們認為是敏感的。有的地方，一聽到是南方週末的記者就緊張得不得了，他們和媒體的關係變得互相不信任了。而且，很多地方已經建立了暢達的和諧渠道，很輕易就能滅掉一個報道。

      Q：調查記者是不是可以直接用新媒體手段去報道，對社會施加影響。

      Z：報紙報不了的可以説。但報社內部下了個文，説記者用社交媒體只能代表個人，不能代表報社。一般來説你不要談報社負面，不要談特別敏感的話題。

      C：博客從現行的管理體制來説，是有限制的，畢竟它是一篇文章。你不能把你的職務作品作為個人博客去發表。微博就相對好一些。

      Q：你們覺得做調查報道危險嗎？

      C：我只涉及到經濟相關領域的報道，通常都是比較安全的。最驚險的，也只是有次在法院門口，法警發現我拿了相機，於是被帶進去盤問。糾纏過程中還被打了一下。後來他們把我關在一個小屋子裏，一度搶走了我的手機，手機沒了的時候有點害怕，還哭了起來。不過，後來他們又把手機還給我了。

      Q：《財經》的編輯方玄昌被襲擊，他做科技報道的，看起來也不是高危的，但也出事了。

      C：那個是小概率事件。我們也會碰到有人叫我們小心。

      Q：報社會提供保險或者保護嗎？

      C：報社是有保險的。保護方面也會盡最大努力，但出門在外，比較防不勝防。

      Q：像報道地震、爆炸案這些事情，會不會互相為對方擔心？

      C：地震比較特殊一點，因為手機信號會不通。他去報道汶川地震我是挺擔心的。他們會發短信回報社的系統，我就隔一段時間去刷看他有沒有發，以確認他是否安全。

      Q：你們對記者的經濟情況覺得焦慮嗎？

      Z：我們家的情況還好。記者的主要問題是首付的問題。我們房子首付是家裏人給的，我就不用焦慮。房子是記者的大問題，85後的記者越來越難了，工資沒怎麼漲，但房價比我買時已經翻番。農村出來的大學生，很難靠自己的工薪付首付。尤其是你想做個有操守的記者，卻要眼巴巴看著房價亂漲，年輕記者沒法不焦慮。

      C：現在很多人剛進社會就進入一個絕望的心理。主要是年輕農民工和大學生。

      Q：你們考慮過移民或者轉行嗎？

      C：如果要從事新聞工作，移民不太現實。雖然現在社會波動特別大，但對我們這行來説，卻是挺精彩的。

      Z：在這個時代做記者其實是一種幸運。我特別認同你講過的那句話，在中國最無聊的事情就是賺錢，如果不從賺錢考慮，做記者是太好玩了。我們調侃説“生活源於藝術而高於藝術”，你能在中國看到太多有趣、荒誕的故事。都説中國是千年未有之變局，在這個時代，你做記者的生命體驗，可能比其他時代人的幾倍、幾十倍還豐富。

      反過來，如果你在一個發達的秩序社會，新聞沒這麼好玩，做媒體反倒沒那麼大意思了。你看很多老外都喜歡來中國做記者，到處是普利策獎題材啊。

      Q：説一個你們過去10年難忘的時刻？

      Z：在西藏啟孜峰，衝頂衝到一半時，身體幾乎到了極限狀態，清晰聽到自己劇烈的心跳。四週一片寂靜，沒有任何生物的跡象，只有風聲偶爾穿過，就像到了“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只剩自己和自己的心臟在對話。心跳雖快，但心裏反而特別安靜，你知道自己是什麼，知道生命的本質。

      在上海這種大城市，所有人的日子都太鬧、太忙，每個人都被異化。所以，我隔一斷時間就會去戶外走走。有點從城市逃跑的感覺。

      C：汶川地震的時候，其實我只是在北京，但最開始情況不明，我一邊不停的接到各地消息全都在地震，一邊從高樓上下撤時，接到他的電話，在當時頗有生離死別的感觸，以前從未有過這種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