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TCL董事長李東生：企業有責任科學、可持續發展

    談結構性減稅：將幫助企業發展

    【郎永淳】：個稅的調整是針對每一個普通公民的。我這兒有一個數字，國家財稅收入的增長是明顯高於這幾年GDP增長，2001年財稅收入是佔GDP15%，到了去年就提升到27%，這個增長幅度越來越大，所以您基於這樣一個判斷所以提出來，對於企業來講，應該採取一些結構性的減稅措施？

    【李東生】：對，我提出對企業來講採取機構性措施。這個數字跟我調研的數字一樣。在國家財稅收入增幅大於GDP增幅，佔GDP比例比較高的情況下，應該考慮適當進行結構性減稅來幫助企業發展。我們有一些行政性收費，在國家財政比較困難的時候，20多年前制訂了很多行政性收費，這是在稅則意外的。比如説教育附加費、低為費（音），很多地方都有，防洪水利的建設費用。還有城鄉建設稅，這些都是附加稅。城鄉建設稅不是對房地産企業收的，當時定這個目標是對所有工商企業來受，就是拿這些錢做市政基本建設。現在國家財政收入多了，像教育、水利這些預算應該納到國家正常的財稅收支預算當中。像城鄉建設費實際上可以用土地出讓金一部分就可以來做基本建設發展，現在實際上也是這樣子。所以在操作上也是比較可行。

    另外這幾項行政收費和附加稅本身它不是一個很嚴謹定義的稅，所以納稅方和政府監管部門有很大的討論和博弈空間。各地收的標準差異比較大，既然這樣的話，把這一塊取消掉，實際上也便於讓我們稅制更加簡單、有效，減少徵管的行政成本。

    【郎永淳】：但是博弈的雙方也可能會有這樣一些想法，您是站在您的方面來考慮，為了個人我們建議把起徵點調高，為了企業，我們希望國家結構性減稅，當然國家説我虧了呀。

    【李東生】：這個我也算過，行政性收費，像教育附加，這個實際收入佔整個財稅比例不大，這種稅往往規範的企業比較足額，躲不掉。一般躲得起，躲的方法也比較多，所以取消掉這個之後，實際上對整體財稅收入影響有限，還是回到我剛才的説法，一年國家財稅收入增長超過20%，這塊取消的影響也就是1%-2%影響不大。這一塊要改的話，有一條要相應調整，這一條收入主要是地方政府的收入。現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財政分灶吃飯，所以行政收費和附加稅取消，我建議國家重新考慮調整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稅收的分配比例。就像地方這一塊能夠分配比例大一點。

    【郎永淳】：地方總會埋怨，收上來的稅大頭都被國家收過去了。您具體的建議是什麼？怎麼樣起到分稅？

    【李東生】：具體建議我不好提，這一塊沒有辦法提，因為這一塊需要對整個財稅結構分佈情況做更加詳細的研究才行，我自己資料有限，所以具體分稅制改革的建議我沒有提出來。但是我是提了一個方向，就覺得要減少中央財政分稅比例，相應增大兩級地方政府分稅比例。因為我們可以看到，這幾年，中央財政預算當中，有一個叫做財政轉移支付，這個項目越來越大，現在已經到了很龐大的水平，一年是三萬多億。三萬多億中央對地方財政轉移支付，地方財政的預算收入是四萬多億。等於説中央對它的轉移支付已經接近了地方政府的財政總收入，其實這個比例我認為已經説明，現在現行分稅制確實到了該調整的時候，等於説這個錢在大搬家，地方收了給上繳中央，中央又把相當大部分通過轉移支付不同向下返回給地方。其實何不把分配方式改變一下？就不要讓這個錢來回旅行，就讓地方政府分得大一點，中央政府相應轉移支付那一部分就相應減少一點。這樣的話，可能會更加有效也能夠減少行政成本，減少浪費。

    現在向中央爭取錢是各地政府都在很努力做的事情，這個可能是其中一個原因，讓北京有那麼多辦事處。辦事處要政策，要錢，如果中央財政二次分配的資源少一點，恐怕要撤辦事處阻力也就沒那麼大，這本身就是一個行政資源的浪費。很多地方政府都長期有一個工作組，一個工作班子呆在北京來爭取各方面的資源，其實最重要的還是錢。三萬多億的財政轉移支付是一個非常大的數字。

    【郎永淳】：如果按照您的設想，兩個議案最終落實了。然後國家改革方向分稅制，這樣一個方向也落實了，最終是不是意味著國家一直提倡的幸福感就會落實到每個人身上？

    【李東生】：我覺得是，一定會有助於居民的幸福感。幸福感一定是比較複雜的問題，但無論哪個角度看，物質的滿足可能是幸福感的基礎。如果大家普遍收入水平能夠提高，整個生活環境能夠改善，各種公眾社會服務更加到位，居民的幸福感就會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