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頻]專訪政協委員遲福林：農民工無法市民化會為中長期發展埋下隱患

【訪談嘉賓】

    遲福林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

【文字實錄】

    主持人：中國網絡電視臺的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張瑩，我現在在人民大會堂2011年全國兩會的報道現場，現在來到我們演播室的嘉賓是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遲院長您好。

    遲福林：你好，各位網友好。

    主持人：非常歡迎您，我們知道遲院長您和您的團隊在2009年的時候，就受到了國家發改委規劃司的委託，進行“十二五”改革規劃的一些研究，曾經提出了以發展方式轉型為主線的“十二五”的改革思路，您稱這次的改革是一次經濟領域的深刻變革，所以特別想問問您，現在我們經常提到這個民富與國富這種關係是怎麼對待的？

    遲福林：看來你對我的研究還比較了解。

    主持人：做了小小的功課。

    遲福林：最近兩三年，我們研究的一個重點，就是二次轉型，二次改革，我們過去三十年，我們通過改變生産關係，做大了經濟總量，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國，我們取得了歷史性成就。

    主持人：是。

    遲福林：那麼現在歷史上很多任務還沒有完成，但是總的情況發生變化，就是國際國內的情況都發生情況，我們繼續靠擴大總量，然後繼續實行投資出口拉動增長的方式難以為繼了，問題、矛盾都開始暴露了，不僅外部環境變化暴露了，而且國內情況看，我們生産過剩，然後造成貧富差距拉大，城鄉之間矛盾，經濟矛盾，社會矛盾，都在開始突出。

    主持人：是。

    遲福林：所以這樣就有一個，如何來適應這種內外環境的變化，那麼進行一個新的轉型，新的轉型在哪呢？

    主持人：關鍵點在哪？

    遲福林：還是以改變經濟結構為突出特徵，以建設消費大國為主要任務，以公平可持續的科學發展為主要目標，它就成這樣一個事情。那麼如何改變經濟結構，它成了一個我們最重要的問題，所以我們不僅是“十二五”，而且可能更長一點，可能我們的開始進度，以改變經濟結構，或者經濟發展轉變為主線，那麼以建設消費大國為主要任務，以公平可持續為目標，二次轉型，二次改革。

    那麼這樣一個轉變經濟結構靠什麼呢？我們主要的目的要靠消費，由投資主導轉成消費主導，消費主導誰來消費，還由國民老百姓，靠富裕人不行，要靠中低收入群體，靠廣大的群眾。

    所以老百姓的消費，那麼他就有一個問題，那麼我們的消費能力，消費傾向，怎麼能夠同消費主導的這樣一個趨勢相適應呢？

    主持人：必須有錢才能消費。

    遲福林：那麼就是首先就涉及到發展的方針發生變化，做大經濟總量主要靠投入，靠政府投入，靠資本投入，可是消費呢？它靠老百姓消費能力，所以做大總量，它靠國富優先，把國家經濟總量先做大，然後再解決社會問題。

    可是消費主導呢，它真正靠著老百姓，老百姓不富裕，老百姓的收入水平不提高，就沒有消費增長這麼一個基礎，這個動力是很難形成。所以正像總理報告講的，我們投資消費是很晚，有更深刻的原因，就在於過去以做大總量為突出特徵的增長方式，是有國富優先的突出特徵，因為國富民富都重要，問題是在不同的階段怎麼做才有效。

    那麼我們今天民富優先，它既可以釋放我們巨大的市場消費潛力，那麼同時，又能解決當前經濟社會生活中的突出矛盾，比如説貧富差距，它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問題，它就能解決可持續的發展。

    所以我們民富優先呢，它想探討的是中國公平可持續發展的依賴問題。

    主持人：這個民富問題，現在一下被提升到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遲福林：是的。

    主持人：那談到這個民富問題，我覺得可能不得不提的就是這個收入分配問題。

    遲福林：是。

    主持人：這個也是我們近兩年特別關注的一個民生問題之一，您覺得在今年，或者是即將開局的“十二五”期間，這個收入分配的問題，會不會得到實質性突破，我們怎麼縮小這種收入分配的差距？

    遲福林：對，你説的很對，要解決民富優先，收入方面要快提，收入方面怎麼快提？我想恐怕你説的很具體，也很重要，但是恐怕首先要在民富優先下的社會分配改革，如果我還是做大總量，我搞社會分配改革，就很難有實質，很難出實招，我民富優先，我的發展必須要這樣做，那麼我一定把社會分配改革，和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全部結合起來，在民富優先下來設置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他就有內在的動力，然後他的約束力指標就會相對高一點。

    就像總理説的，不能低於GDP，城鄉居民的實際收入，不能低於GDP的增長速度，那麼肯定我們必須要提出約束性指標，這是一。

    第二，那麼我們收入分配要解決我們現在最突出的問題，什麼問題？貧富差距、城鄉差距不斷拉大，城鄉居民的實際收入水平，低於GDP的增長速度，行業的差距也比較大，這些都是突出問題。

    所以這些突出問題呢，“十二五”當中恐怕就有一些約束制度，比如説實際兩個同步怎麼具體化？那肯定是“十二五”GDP7，我看實際收入就應該8以下，總理説不低於，我想不低於，可能至少在8左右。

    那麼第二，那麼我們現在的收入分配的調節，我們財稅體制過去在做大總量上功勞很大，但是在調解收入分配上作用不明顯，所以就有財稅體制改革，個稅起點的這個調整，它就朝著這個方向做了一件事，開始做一件事，財稅體制必須要做一些。

    第三，突出問題，這個突出問題反映了我們收入分配當中不規範，或者是失范，像有些行業這麼高，行嗎？你是這個勞動報酬，是企業可以自己定的，行嗎？

    主持人：同齡不同酬。

    遲福林：你農民工，農民工幹一樣的事情，勞動的和與有戶籍的人差距30%，甚至50%，這行嗎？這些分配問題都要解決，我想這些事情是突出問題，這個過程需要加快。

    第三呢，我相信，今年收入分配改革的具體實施方案會出臺，這個方案會比現在“十二五”規劃，政府工作報告，可能會提出一些更具體的約束性指標。

    主持人：對，我們期待，這個真的是我們每個人非常關心的問題，還有一個您特別關注農民工領域這個問題，曾經您提出過要把農民工這個詞消除掉，我們也特別想問問您，您覺得在“十二五”期間，怎麼去解決農民工的一些重點問題，關鍵都在哪？想關注的是什麼？

    遲福林：我去年8月份，在一個國際論壇上提出，讓農民工成為歷史，很多專家説，別“十二五”，“十三五”都做不到。

    主持人：是很困難的一件事。

    遲福林：但是我想農民工市民化的問題，努力讓農民工成為歷史，這是一個大局，比如説第一，我們説加快城鎮化進程，提高消費率，農民工這個事情不解決，實際的城鎮化率和我們消費率。

    主持人：難以實現。

    遲福林：這個很難突破，我們把農民工的事情解決好，那麼加快城鎮化，擴大消費，就有了一個很大的突破。

    第二，現在城鄉差距、貧富差距焦點何在，很大一塊焦點在農民工身上。

    第三，我們的社會矛盾，社會問題，很多也反映在農民工身上，如果我們“十二五”這件事情不能突破，或者至少是有條件的農民工不能實現市民化的話，那麼既對我們發展方式轉變不利，又對我們現在貧富差距、城鄉差距緩解不利，更重要的可能為中長期的發展，我用了一句基本判斷的話，中長期發展埋下重大隱患，這是我們一定要高度重視的。

    所以你説“十三五”、“十四五”都解決了，十五年解決不了，你從一般條件來看，可是如果你不解決，又會造成什麼，這個必須做一個中長期的判斷，更何況，我們現在是有條件解決，不是沒有條件解決，有時候珠三角、長三角有些地區已經在突破，三五年我想這個事情是可以突破的。

    第二，它解決，讓農民工成為歷史，是第一步，把有條件的農民工，這總理報告提出來，有勞動關係，和居住年限的農民工先實現市民化，那麼剩下的一部分，他又變成流動人口了，為什麼同樣做一件事，我叫農民工，你就不叫農民工，這是歧視，這是一個不公平的安排。

    如果我們把有條件的農民工，市民化問題解決，那麼其他的未來就是一個流動人口，勞動流動的問題，還不能夠，農民工這三個字，是中國特定時期的産物，是中國轉型中的産物，長期保留這個詞，既不利於公平發展，同時，又不利於我們經濟轉型、社會轉型。

    主持人：所以説雖然覺得很困難，但是您依然堅持這個問題一定要。

    遲福林：只要下決心，這件事情就能解決，那麼有些發達地區現在已經在做，第二，我們的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制定化也有突破，第三，土地政策我們也在做，這兩樣都解決了，戶籍制度它的突破就不是太難的事情。因為戶籍制度後面主要係著什麼呢？基本公共服務和土地，把基本公共服務和土地兩個事情解決好了，這個戶籍問題就比較容易解決。

    主持人：好的，非常感謝遲福林今天給我們帶來這麼多有建樹的觀點，也非常感謝您接受我們的訪問，我們這期節目就到這裡，再見。

嘉賓簡介：

    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全國政協第十一屆委員會委員。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海南省首批有突出貢獻專家，2002年被中組部、中宣部、國家人事部和國家科學技術部聯合授予“全國傑出專業技術人才榮譽稱號”；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海南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席，北京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東北大學、西南財經大學等重點大學的客座教授或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