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換做是蘇丹生病了，你會捐肝嗎？”

　　“當然會。”

　　11月2日，做完手術不過一天半，重症監護室裏的田新丙回答得沒一絲遲疑。住在同一病房裏的妻子蘇丹，斜側著身子，睡得正熟。

　　田新丙來自河南駐馬店，一天半之前，他剛接受了妻子捐出的590克肝臟。而僅在幾個月前，他們剛剛離婚。今年8月，離婚兩個月後的田新丙發現自己得了嚴重肝病，“前妻”蘇丹卻與其復婚，併為丈夫帶來生的希望。

　　根據《衛生部關於規範活體器官移植的若干規定》的要求，活體器官捐獻人與接受人僅限于配偶、直系血親或者三代以內旁系血親、養父母和養子女之間、繼父母與繼子女之間。蘇丹毫不猶豫地選擇通過復婚，為丈夫捐肝。在面對復婚倫理委員會的審查時，蘇丹哭著説，要復婚是因為“我愛他”。

　　田新丙有6個兄弟姐妹，他們知道這件事後，都要給田新丙捐肝。但蘇丹全拒絕了，她説，“所有的風險讓我一個人承擔就夠了”。她的考慮是，田新丙的兄弟姐妹都在農村，需要靠體力生活，而且孩子又多，捐肝對他們的影響太大了。

　　“蘇丹在這件事情上就是一口咬定，不肯讓步。”田新丙的大姐看到蘇丹現在的狀態後眼睛濕潤了，不時拿袖口擦眼睛，“現在更關注蘇丹的身體狀況，我們都把她當妹妹看，我父母每次看到她也可親了。”

　　39歲的田新丙和32歲的蘇丹已經相伴10年。原本，這對夫妻大學畢業後在北京創業，創辦了一家小型軟體信息研發公司，田新丙在公司負責軟體的開發維護，妻子蘇丹則負責市場銷售。今年6月，他們因公司發展思路産生分歧而離婚。但兩個月後，突如其來的病魔，又讓他們兩人重新相守。

　　做完手術後，為蘇丹做肝移植手術的杜國勝醫生查房時，看到蘇丹仍有些倦怠，便説：“你看你老公恢復的多好。”蘇丹笑著説：“他好就行。”

　　每天早晨，全軍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長石炳毅到醫院後第一件事就是換上拖鞋去田新丙和蘇丹的房間裏查房。“他們感動了我們所有人。當時倫理委員會審查的時候，我一直持積極態度。”11月2日，石炳毅查完房後告訴記者，“田新丙恢復得很好，剛才我進去，他還主動起身跟我握手。”

　　田新丙一開始堅決不同意蘇丹捐肝，在回老家看望岳父岳母時，他對蘇丹的母親説，“您跟爸身體都不好，我們的女兒也還小，只有蘇丹一個好身體的人，我不能拖累她。”蘇丹是獨生女，但是她母親已經把田新丙當做了自己的兒子，“我們都支持蘇丹的決定”。

　　田新丙不是一個善於表達的人，在蘇丹母親的眼裏，他是個耿直、孝順的人，“蘇丹爸爸生病的時候，需要補充營養。那時正是冬天，新丙去買了很貴的西瓜，自己偷偷撕了上面的價簽，把西瓜放在暖氣上溫了給蘇丹爸爸吃，什麼話也沒説”。

　　“新丙生病的時候，我問女兒符不符合給他捐肝的條件，她説只有一點不符合，就是沒有復婚。”這時，蘇丹的母親才知道他們已經離婚了。

　　今年夏天，田新丙夫婦回老家辦理復婚手續時，正趕上暑運高峰，他們只買到了站票。擁擠的車廂裏，蘇丹想方設法讓別的乘客騰出了一小塊地兒給田新丙坐。當她低頭看著田新丙蠟黃的臉時，“心都碎了”。

　　“他們兩個是踏踏實實過日子，其實愛情就是要踏踏實實才能長久。”蘇丹的堂姐説，“都不是衝動的人，離婚可能是話趕話就説出口了。”

　　蘇丹用一種渴望的姿態迎接了這次手術，沒有複雜的心理鬥爭。她説：“我沒有一個下決心的過程，我是鐵了心要這麼做。”而術前的田新丙也從最初的抗拒、動搖、堅定，到一種坦然狀態。

　　杜國勝為蘇丹做了7個小時的肝移植手術。他説，移植手術的關鍵就在於供者，“手術刀是幾毫米幾毫米地走，一定要保證安全”。在蘇丹的手術結束後，又經過了1個小時的修肝和灌洗等準備工作，才開始受者移植手術。為了保證手術順利進行，這兩個手術臺用了整整一天。

　　石炳毅説，蘇丹捐獻了自己五分之二的肝，這並不影響肝功能的發揮。術後半年，蘇丹和田新丙的肝都能長出來。對蘇丹來説，捐肝的主要危險在手術過程中。因為這次手術非常成功，對她身體的影響不會太大。

　　手術前，蘇丹和田新丙共經歷了兩輪倫理委員會的審查。

　　在第一次倫理委員會評審未通過後，蘇丹並沒有放棄，她給衛生局、醫院領導寫信，表達了強烈捐肝意願，請求再次進行評審。第二次倫理委員會進行了更詳細的調查。“他們在醫院住了兩個月，夫妻之間的感情是什麼情況，醫生護士都有目共睹。”

　　第一輪審查沒有全票通過，雖然已經復婚，但有一種考慮是，田新丙家裏有很多兄弟姐妹，而蘇丹是獨生女，並且她的父親之前做過腫瘤切除手術，身體不好。如果出現問題，蘇丹的家庭將受到巨大打擊。

　　第二輪審查，蘇丹準備得更充分，她跟田新丙的愛情感動了所有人，全票通過。

　　有些人會問，披露這件事是不是為了換取社會的同情和經濟資助？蘇丹的母親説：“目前我們還能支付得起住院費用，下一步如果我們支付不起了，還有親朋好友的幫助。我們並不想要社會的經濟資助，只想女兒女婿快快好起來。”

　　本報北京11月3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