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廖丹一直忐忑不安地等待著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最後的判決。為了讓患尿毒症的妻子能完成每週兩次的透析，廖丹私刻醫院公章，偽造收費單，4年間逃過了17.2萬多元的治療費用。2011年，廖丹夫婦的行為被所就診的北京醫院發現並舉報。

　　7月11日，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了廖丹私刻公章一案，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檢察院認為，應當以詐騙罪追究廖丹的刑事責任。

　　7月11日開庭後回來，廖丹常在房間角落裏悶頭抽煙。法院問是否能退賠醫療費用，現在廖丹正在琢磨著怎麼能把現在住的這套50多平方米的小産權房賣掉。街坊鄰里你一言我一語地議論著：他真是沒招兒了，但凡有辦法，都不會私刻公章。

　　廖丹一案在網絡上引起熱議，被討論最多的一個問題是，難道患尿毒症的妻子沒有醫保嗎，這樣的困難群體，他們的看病難問題如何解決？

　　突如其來的尿毒症

　　生病前，杜金領在北京一家美容院做美體師，每個月兩三千元的工資是一家三口最主要的經濟來源，認識杜金領的人都説她幹起活來不要命。丈夫廖丹下崗後一直沒有固定工作，主要在家裏料理家務、照看孩子。

　　2007年上半年，杜金領發現臉部經常浮腫，吃東西常嘔吐，還常有尿頻的症狀，再嚴重些時，會腿酸得邁不開步。杜金領一直以為是工作太累了，歇會兒就能好。直到一次在工作時暈厥過去才到醫院就診。最後被診斷為尿毒症，醫生説必須換腎。

　　換腎要幾十萬元，還不一定有腎源，對這個家庭來説比登天還難，惟一的治療方法就是透析。可透析很快花光了家裏的積蓄。

　　2007年剛住院時，半個月的住院費、手術費和透析費一下就花費3萬多元，而家裏只有兩萬多元的積蓄。從那時開始，廖丹便東拼西湊找“救命錢”。

　　杜金領經常半夜發病，“喘不過氣來，就像游泳嗆了水一樣”。救護車時常造訪，街坊鄰里逐漸知道了這對患難夫妻的經歷。叫一次救護車要花費300元，廖丹經常把車叫來了，卻沒錢付費。急、恨、難受，刀絞般的感覺時常折磨著廖丹。

　　有一次，杜金領半夜發病，廖丹敲開了鄰居李大姐的門：眼淚瞬間滾下，沒有過多交流，李大姐就知道發生了什麼。廖丹平時少言寡語，因為好面子，很少開口求人，這位被廖丹稱為“大姐”的李女士説，他開口，一定是自己遇到了扛不過去的事。

　　一週兩三次透析，每次透析420元，一個月要近4000元的治療費。當醫生問起夫婦二人是否有醫保時，廖丹和杜金領才發現，在他們之前的生活中，一直沒有“醫保”的概念。

　　辦醫保的兩難境地

　　廖丹開始四處打聽如何能為妻子辦醫保。今年41歲的廖丹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39歲的杜金領的戶口在河北農村。按照北京夫妻之間投靠入戶的規定是：結婚滿10年、申請人年滿45周歲才能辦理。也就是説，杜金領目前還辦不了北京戶口。沒有北京戶口也就辦不了北京的醫保。

　　杜金領20多歲就來北京闖蕩：賣過盒飯、在工廠做過工，後來又做到美容院做美體師，但這些單位的老闆從未給杜金領上過醫療保險。沒有北京市戶口、沒有固定單位，大病襲來，諸多不幸疊加壓在杜金領身上。

　　北京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醫療保險處的工作人員介紹，沒有北京戶口，但在北京工作的人士可以申請辦理北京城鎮職工醫保，同時也享受大病醫保的政策，但杜金領這種非北京籍無工作的情況，應該回戶口所在地辦理醫保。

　　辦不了北京城鎮居民的醫保，杜金領也沒有回戶口所在地——河北易縣辦理新農合醫保。縣城醫院能不能做腎透析還不好説，若做不了需要轉院還要辦理一堆手續，最重要的是兒子現在北京上學，這些阻礙，讓廖丹不敢再去想帶妻子回河北治療的事。

　　儘管在北京有家有口，有工作，但對杜金領來説，她的身份就是一名進城打工的農民工。不管是城鎮職工醫療保險還是新農合，對她這樣身份的人來説都不合適。

　　因為忙碌和壓力，廖丹也開始疾病纏身，糖尿病、胸積水和肺結核，卻一直沒正經吃過藥。去年，廖丹才聽説自己也可以辦理北京醫保。但申請快一年了，也沒辦下來。

　　廖丹一家三口除享受每月1700多元的低保金以外，杜金領還享受一項針對於低保戶和困難戶的醫療救助，救助比例為60%，每一年報銷封頂金額為3萬元。朝陽區六里屯街道民政科一位姓張的工作人員介紹説，2011年年末，北京市下發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城鄉特困人員重大疾病醫療救助有關問題的通知》，救助比例由60%提高到70%，全年累計救助總額由3萬元提高到8萬元。如果杜金領的腎病屬於終末期，報銷金額全年累計超過3萬元，便可以申請更高一級的救助。

　　但廖丹每月從街道民政科拿回各類補貼的賬目明細時，卻並不清楚現在妻子醫療救助比例是多少，只是聽説今年比以前比例高了，“哪有空想這些，拿回錢來就得趕緊透析、救命。3月交到街道的報銷單，到現在還沒給報，就説等電話通知。”

　　偽造收費單 逃費17萬多

　　一直掙紮在貧困和疾病中，身心俱疲的夫妻二人，都曾動過死的念頭，但為了兒子，“咬牙堅持”成了夫妻倆之間不言的默契。 15年前的結婚照，被裝裱後一直放在杜金領的床頭，當時杜金領體重106斤，朋友還誇過她長了個福相。現在體重只有70多斤的杜金領，39歲的年紀看上去像50多歲的模樣。“我能怎麼辦，還能乾等著她死”，一談到錢，廖丹會低下頭。

　　2009年年末，廖丹發現，每次給妻子交費時，醫護人員並不太注意收費單上的印章。“遍地都是刻章的廣告”，在街坊眼裏“人特別踏實”的廖丹，決定賭一次。第一次把收費單遞給醫生時“心裏特別緊張”，廖丹説若是第一次被發現也就不會有接續的事情了。但廖丹的第一次逃單順利得逞，這一逃就是4年。其間，醫院收費處換過章，從圓形到橢圓形，隔三差五地要觀察印章的變化，醫院換，廖丹也跟著換。杜金領納悶哪來的治病錢，每次一多問，廖丹都會犯急脾氣，説自有辦法。

　　今年年初，政府對特困人員救助報銷費的比例提高了，廖丹決定停止逃費，開始正常交款。這一重新交費，反而露出了馬腳，廖丹雙手搓了搓臉：我想早點還上這些錢，要是我去坐牢，誰照顧母子倆。

　　今年2月21日，廖丹被刑事拘留。那時，杜金領才知道丈夫為給自己治病，私刻公章騙取醫療費用。 (王培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