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嘉煌：未完成的“使命”

　　衝進病房，父親氣管被切開了，無法再説出一句話，但他的眼睛緊緊地盯著兒子。常嘉煌明白了，他一字一字地説道：“爸爸，嘉煌去敦煌！”90歲的父親聽到了，當場流下了淚水

　　文/《瞭望》新聞週刊記者劉巍

　　“要揭掉畫上的布嗎？”62歲的常嘉煌把他最珍視的畫作置於臥床之上，或許是為了防塵，他把畫作蒙上了布幔。他走到床頭右側，再走到左側，分兩次揭下了明黃色的布幔。

　　這就是《薩陲那太子捨身飼虎圖》，40年前常嘉煌花費三個月完成了這幅臨摹畫作，它的原作是藏于敦煌莫高窟第254窟中的北魏壁畫。常嘉煌的臨摹嚴格忠實于原作，即使壁畫上的漏洞也一一重現，這些歷經14個世紀而形成的“孔洞”是壁畫衰亡卻也是它生命存息的明證。

　　薩陲那是古印度地域的一國王子，他在看到即將餓死的老虎母子後，縱身跳下懸崖，以自己生命的結束換來老虎生命的延續，這一載于佛教典籍《大藏經》中的傳奇多次出現在莫高窟的洞壁上。

　　《薩陲那太子捨身飼虎圖》是常嘉煌的父親常書鴻一生的寫照。

　　69年以前，即1943年2月20日，從法國歸來的畫家常書鴻一行6人乘坐破舊的蘇制敞篷卡車從蘭州前往敦煌。這輛老舊的汽車時而拋錨，因而在路上耽擱了一個多月。從張掖至酒泉的路上，司機讓一位帶著病兒的婦人搭車，凜冽的寒風撲打著車上蜷曲著的生命，一整夜戈壁瀚海上的顛簸……第二天早晨婦人懷中的孩子竟然凍死了。

　　1943年3月24日，常書鴻抵達大漠深處的綠洲——敦煌莫高窟。他選擇走進的第一個洞窟，就是多年後常嘉煌臨摹《薩陲那太子捨身飼虎圖》的地點，走進這個洞窟是源於國民黨元老于右任的囑咐，常書鴻看完後已明了他的使命，“來敦煌就意味著犧牲！”

　　從這一天起，為建立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今天敦煌研究院的前身），為守護莫高窟這座1500年以來的藝術宮殿，常書鴻堅守敦煌近四十年，直到他被迫離開的一刻。他經歷了同事及家人的離開、時局震蕩以至文化大革命的煉獄，他既然不能擺脫困苦，就選擇忍耐與適應。

　　常書鴻1994年離世，帶走了他未竟的開創當代敦煌藝術的夢想。1996年，常嘉煌與母親李承仙在莫高窟以西59公里的黨河故道開鑿“現代石窟”，常氏家族雖然耗資數百萬將洞窟掘成，甚至有一兩個洞窟的壁畫已接近完工，但再現唐代壁畫原貌的總體設想沒有實現。這讓已付出巨大精力與財力的工程顯得似乎缺乏意義。

　　16年來，常嘉煌已從中年步入老年，經歷了婚姻破裂、母親離世、研究機構的冷遇及家族內部的非議。和壁畫上的孔洞一樣，現代洞窟成為敦煌戈壁上的傷痕，也或許如常嘉煌所説，它其實是一面“鏡子”，映照了這個紛繁與忙碌的社會。

　　“苦行僧”

　　滿族人常書鴻1904年生於中國杭州，幼年曾親歷辛亥革命中的杭州起義，在西湖寫生時，雷峰塔在他面前轟然倒掉。這一切似乎都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結束。

　　1927年，他自費留法，日後成為法國新古典主義畫家勞朗斯最優秀的學生。他先後獲法國沙龍展金獎三次，畫作多次被法國國立博物館收藏，隨即成為法國美術家協會會員與法國肖像畫協會會員。

　　1935年秋天，已習慣安逸生活的常書鴻在巴黎的舊書攤偶遇法國人伯希和編著的《敦煌圖錄》，他為這些遠在中國甘肅敦煌的“陌生”作品所震動，決定回國去尋找這大漠深處的藝術宮殿。

　　1942年，常書鴻受國民政府教育部委託，開始籌建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

　　面對國民政府提供的少量經費，常書鴻在重慶舉辦個人畫展，賣掉了“許多”珍愛的作品，籌齊了一行六人的旅費。

　　“這是一個不宜久居的地方。”大書法家、時任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的于右任對他説，“只有愛好藝術的人，能從富有的千佛洞歷代藝術寶庫中用安慰與快樂來抵消孤僻生活中的苦悶。”

　　1943年，常書鴻出現在敦煌，大漠綠洲中的生活是困苦的，在法國喝慣了的咖啡在這裡變得苦鹹，因為敦煌的水是鹹的。從莫高窟到縣城有35華里，夏天到縣城買的豆腐還沒有運回莫高窟就壞掉了。

　　1945年春，常書鴻的妻子、留法雕塑家陳芝秀因不堪忍受這“苦行僧”般的生活而離家出走。常書鴻連夜策馬追趕，兩天后昏厥在戈壁上，僥倖被路人所救。醒來後得知陳芝秀已登報與他離婚，常書鴻放棄了追趕，沿原路返回了敦煌。

　　文化大革命爆發，地處戈壁中的敦煌亦不能倖免。常書鴻的第二位夫人李承仙接受鳳凰衛視採訪時回憶，敦煌研究所的人畢竟是做研究的，“有些人打常（書鴻）但不打洞子”，壁畫與雕塑因此倖存下來。後來一次乘車，坐在後排的常書鴻又因意外導致腰椎粉碎性骨折。

　　1971年，周恩來總理偶然問起常書鴻，這成為他被解放的契機。

　　不久，常書鴻被甘肅省革委會派人來宣佈“解放”。會議上，常書鴻大概沒有聽懂領導的講話，他照例向領袖像和大家轉著圈鞠躬請罪……當明曉事情發生轉折時，常書鴻驚呆了。

　　“解放”後沒幾天，常書鴻就在“牛棚”的逼仄土屋裏，邀請全所人員到“家”聚餐，包括那些“打倒”他的人。他咧著嘴笑著親自下廚，做出幾大盆法式春卷……

　　沉重的“承諾”

　　小時候，常嘉煌並不喜歡敦煌莫高窟，“覺得墻壁上畫滿妖魔鬼怪，因此感到恐懼”。

　　父母為敦煌日夜工作，常嘉煌就被寄放在上海的姨媽家，每逢寒暑假回到敦煌。常嘉煌很少見到父親，和那個時代的人們一樣，他了解父親也是通過作家徐遲的報告文學《祁連山下》。

　　1964年春天，父親常書鴻從北京參加全國人大會議回來，見面就對常嘉煌説，他見到了總理周恩來。周恩來問完敦煌的事情，突然説了句：“你的孫子在敦煌吧？”常書鴻回答：“我現在還沒有孫子。”總理笑笑又説：“我的意思是説敦煌的工作不是一代人能做完的，要子子孫孫做下去。”

　　常嘉煌説：“那時我才上小學。所以父親跟我説這些話也是意味深長的。”

　　1972年，常書鴻被“解放”之後，22歲的常嘉煌在這一年的大半時光中與父親朝夕相處，這是彼此一生中父子相處最長的時光，“他慢慢把敦煌的事講給我聽”。劫後余生的常書鴻對兒子講：“如果有一天敦煌遭到破壞，我就和石窟一起毀滅。”

　　“保護敦煌、研究敦煌、弘揚敦煌、繼續敦煌”，這是父親生前常説的16個字，其中的“繼續敦煌”常書鴻還沒有機會做到，他告訴常嘉煌：“這就是你們要做的事。”

　　上世紀80年代常嘉煌打算出國學習油畫，他問父親應該去法國還是美國，父親卻説應該去日本。敦煌壁畫的有些畫法已在中國失傳，而在日本這一源自中國的傳統沒有中斷，他希望常嘉煌把失傳的畫法接續回來。

　　1984年，常嘉煌留學日本，之後在異國成家生子，他生活優渥，日常出行住五星級飯店，坐飛機選頭等艙。這種“正常人的生活”卻與常家的使命有著天然的衝突，有一次老父親終於震怒了，他向常嘉煌吼道：“你這個日本職員，給我滾出去！”

　　父親的話刺痛了常嘉煌，隨著時間的推移，他體會到父親對敦煌的眷戀，對他的沉重期望。

　　1994年，常嘉煌聽到父親病危的消息，立即從日本飛回北京，衝進病房，父親氣管被切開了，無法再説出一句話，但他的眼睛緊緊地盯著兒子。常嘉煌明白了，他一字一字地説道：“爸爸，嘉煌去敦煌！”90歲的父親聽到了，當場流下了淚水。

　　1994年，常書鴻離世，按照他的遺願，他重新回到了敦煌，入土為安。

　　危崖上的石窟

　　現代石窟的選址並不順利，常嘉煌開著車在敦煌的戈壁上轉了整整兩年，發覺最適於開鑿石窟的斷壁都在敦煌石窟的保護區內，如此廣泛的保護區範圍還是父母親手劃定的。

　　常嘉煌最後決定在黨河絕壁上開鑿，這是一處高於黨河古道30余米的危崖，從水庫放出的黨河水每年激烈地沖刷著洞窟下的崖腳。

　　1996年10月，現代石窟開鑿。當地媒體説，這是自公元16世紀以來，敦煌石窟的甦醒。工人的鋼釬與榔頭，叮叮叮地一寸寸掘進，但僅憑人工之力一天還開不了兩三個立方米。

　　資金瓶頸也接踵而至，原本有一家日本株式會社願意投資，但附加條件是，要由日本畫家最先進行石窟壁畫的創作。常嘉煌拒絕了，敦煌文物曾歷經外國探險家的掠奪，因此，第一個洞窟不能由外國人開始創作。這樣，日方選擇了退出。

　　石窟的開鑿打破了常嘉煌的經濟平衡，他辭去了在日本的工作，也無力照顧家庭，日本籍妻子帶著兩個孩子離開了他。

　　為籌措資金，常嘉煌多次在日本舉辦個人畫展，將賣畫所得投入到洞窟的開拓之中。

　　1998年，日本NHK電視臺採訪敦煌的現代石窟，當地研究機構的負責人如是相告：現代石窟是常嘉煌個人的事，與他們無關。

　　這使現代石窟蒙上了爭議的陰影，很多來自國內外的幫助也就知難而退了。

　　家族內部也有不同的意見。“這個思路我一直不贊成。”常嘉煌的大姐——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原院長常沙娜在電話中告訴本刊記者。她曾參觀過敦煌現代石窟，她認為，現代石窟修建在危崖之上，自然條件不適於修建石窟，而且現代石窟的壁畫內容也比較分散。

　　常家世交、暨南大學歷史系教授馬明達説：“有人説常嘉煌是在欺騙，那就有點過了。”常嘉煌沒有在建造現代石窟時獲利，相反他入不敷出。

　　現代石窟也得到許多幫助，敦煌市政府為現代石窟劃定了開鑿地址。現代石窟距離敦煌市區約33公里，青海石油局無償地把水電引到了這裡。

　　令人費解的常嘉煌

　　李承仙生前以行動支持著兒子常嘉煌。70多歲的她來到現代石窟拿起畫筆，其中現代石窟1號洞中的《藥師菩薩》就是李承仙在生命的最後時光完成的。她每天只睡4個小時，一個人畫了20多天。兩個小夥子輪流看護，精力還不及她一人。

　　李承仙未完成的1號石窟，由西南師範大學美術學院的師生來接力，2008年以前他們每年都來1號石窟進行創作。後來洞窟意外出現裂縫，創作為之中斷。3號窟為“中日凈土窟”，由日本東京淺草寺畫僧秋元了典捐資開鑿，他許願將7世紀中國傳到日本的一幅國寶級佛教繪畫復原回中國，但因病只畫完窟內一半的壁畫。

　　2002年12月，李承仙被確診為胰腺癌晚期，醫生説李承仙的生命只有八個月的時間了。這個在“文革”中被毆打卻從來沒有哭泣過的人，因沒有時間完成現代石窟而流下了淚水。

　　在生命的最後階段，李承仙老人寧願忍受痛苦，也選擇不用那些不能報銷的藥品。

　　“母親留下一大筆錢，是用於石窟的。”常嘉煌説，“我知道後真是欲哭無淚，父母把一生，所有的東西，都交給了敦煌。”

　　常嘉煌讓本刊記者看了一段視頻——李承仙老人躺臥于床上，眼神黯然，她對兒子説：“你從小出生在敦煌，你的名字叫嘉煌，是嘉裕關內的敦煌。所以呢，這個名字對你是很有意義的，你爸爸對你也很寄託希望。這個現代石窟，完全也是你爸爸的意思，要繼續敦煌，要把現在中國的繪畫延續下來。當然，現在搞這個石窟很困難，沒有資金，沒有人員，我相信隨著我們國家，隨著大家對你的理解……不管任何困難，做下去！”

　　2003年8月28日，李承仙離世了。2003年9月27日，母親李承仙的80誕辰之日，常嘉煌在現代洞窟的黨河對岸上，噴繪出兩個巨大的飛天。飛天身上的衣袂臨風、色彩鮮麗，他還將父母的部分骨灰埋進了飛天如生的黨河絕壁上。

　　2012年4月18日，常嘉煌與本刊記者約定前往他位於河北省燕郊的工作室，他開著一輛由吉普改裝的房車，其形狀很像一條遊弋于公路上的“白色鯨魚”。

　　他的一位親人認為他難以理解，令人費解。常嘉煌沒有全面解釋他開鑿現代石窟的動機，有許多原因使他難以坦率公開地表述。

　　在舊中國國運衰落的情勢中，父親選擇去保護敦煌是歷史賦予的責任，他“捨身飼虎”自然成為敦煌新生命的一部分，常嘉煌開鑿現代石窟被視為常氏家族使命的延續，無論成功與否，它的存在就具有象徵意義。

　　2011年在接受湖南衛視採訪時，常嘉煌也許出於激憤脫口而出：“如果到了11月份洞窟開鑿整15年時還沒有進展，我就拉兩車水泥把它封掉。”

　　但到了這一年的11月，他沒有這樣做。

　　常沙娜説，常嘉煌花了16年來做現代石窟，這個時間也是很可惜的，他自己的年齡也不小了。父親留下的大量手稿，還需要他來整理，這也是他急需完成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