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歲的田滿有是盛樂鎮西夭子村村民，2010年9月，因車禍受傷住院。由於妻子患病，女兒遠嫁，身邊無人照顧，加之肇事司機不露面，治療費沒有著落。田老漢獨自在醫院淒苦難捱，心急如焚。在病友的提示下，他撥通了法律援助中心的電話。兩個小時後，郭二玲趕到了醫院。見老人無人照顧，她買來飯菜，並送給老人200元錢。當田老漢發現二玲是個殘疾人時，感動得熱淚盈眶。從此，郭二玲每天都送飯菜到醫院，不知內情的人還以為二玲是田老漢的親女兒。辦案過程中，郭二玲多次輾轉往返肇事司機家，用法律説服他。經過郭二玲耐心艱苦的工作，在事故發生第4天后，肇事司機就先行支付了3000元醫療費。隨後，郭二玲通過訴訟調解，為田老漢爭取到全部治療費用和10000元賠償金。出院後，田老漢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拄著拐杖到法律援助中心，感謝郭二玲。在老人眼裏，“法律援助”四個字成了他心中最美好的字眼，郭二玲成了他一輩子都要感激的人。

　　在參加“1+1”行動一年多的時間裏，郭二玲懷著對受援人的深厚感情，為黨的“民心工程”增磚添瓦，成為受援人深深信任和愛戴的好律師。和林縣法律援助中心主任武榮利説：“郭二玲在和林格爾一年，完全改變了我對她的看法。她的工作比有手的人做得還好。”

　　志願服務第二年，郭二玲被安排到玉泉區，繼續著法律援助志願者的閃光歷程。34歲的女青年朱文霞因車禍高位截癱，看著膝下年僅4歲的孩子，悲從心起，幾度産生輕生念頭。郭二玲深知一個殘疾人內心的煎熬。她用自己的心路歷程鼓勵她，用張海迪的事跡開導她，同為殘疾人的不幸，二玲從心底發出的話語讓朱文霞倍感親切，她逐漸從車禍的陰影中走了出來。朱文霞説：“要不是二玲，我不知要死幾回了。和她相比我沒有理由不活下去。”現在，二玲正在為朱文霞案件調查取證。朱文霞的丈夫深情地説：“二玲讓朱文霞重新獲得生活的勇氣，比得到更多的賠償重要得多！”郭二玲在日記中寫道：“人生最大的悲劇是萬念俱灰，哀莫大於心死。拯救心靈，同樣是法律援助的責任。”

　　一件件感人的事，讓人盪氣迴腸。潘錦，一位29歲的農民，不幸患了尿毒症。妻子起訴離婚。潘錦于無奈之下慕名找到了郭二玲，尋求法律幫助。二玲當天就為他起草了答辯狀，並做了他的代理律師。年邁的潘母聽説後，執意要去看望這個善良的姑娘。母子倆步行兩公里，給二玲送去5個西紅柿。當老人看到二玲殘缺的雙肢時，心疼的直抹眼淚：“閨女，你也是個苦命的孩子，你咋這麼好，出門在外可別苦著自己呀！”望著老人，一股暖流在二玲心中涌動。

　　在近兩年的法律援助志願服務工作中，郭二玲接待求助群眾諮詢6000多人，主辦涉及老年人、殘疾人、未成年人、農民工、婦女等困難群眾的法律援助案件40多件，開展街頭普法宣傳40多場次。她用赤誠和熱情溫暖著渴求法律援助的父老鄉親，她用弱小的身軀肩負起神聖而光榮的使命，她用純真樸實書寫著法律援助志願者的光輝篇章。

　　郭二玲的事跡感動了草原，感動了北京。2011年7月，在“1+1”志願者行動總結表彰暨派遣工作新聞發佈會上，郭二玲的典型發言，感動了在場的每一名聽眾。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顧秀蓮稱讚：“1+1”行動把公平正義送到了西部群眾的心裏。司法部部長吳愛英強調：典型事跡很感人，要在《法制日報》等媒體上進行宣傳。內蒙古自治區司法廳廳長徐呼和説：“郭二玲為內蒙古司法行政系統樹立了榜樣，郭二玲精神代表了整個內蒙古法律援助精神。”中國法律援助基金會理事長岳宣義赴內蒙古考察後表示：“郭二玲精神是中國法律援助精神的具體體現，它的社會意義已經超越了郭二玲法律援助工作對社會貢獻的本身。郭二玲是自強不息的典型，是身殘志堅的典型，是公益慈善的典型。要把郭二玲精神總結出來，宣傳出去，變成整個‘1+1’行動的典範，變成全社會的財富。”

　　採訪中郭二玲對記者説：“多年來，我是在很多好心人的幫助下，才順利完成大學學業成為一名律師。‘1+1’行動給我搭建了一個回報社會的平臺，讓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什麼叫幸福。幸福在我看來，就是用一顆感恩的心，去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我從小家庭貧困，又是一名殘疾人，所以我比常人更能理解貧困群體、殘疾群體的苦衷。參加‘1+1’律師志願者行動，體現了我的人生價值。”

(編者注：本文原載於呼和浩特日報，時間為2012年4月11日，轉載僅為提供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