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開始從事農村拆遷工作，江蘇省常州市南夏墅街道戴家頭村村主任、大學生村官馮冠華就給自己“上了根弦”千萬不能“犯錯誤”。

　　他曾聽過一些教訓：某街道拆遷辦主任，因為幫朋友“套面積”而被撤職審查判刑；附近村的老村支書因為拆遷的事兒“進去了”；自己剛上任那會兒結識的某街道辦工作人員，也在拆遷問題上栽了跟頭。

　　“總以為大學生村官肯定不會犯這種錯誤，沒想到……”一週前，四川省簡陽市一名25歲女大學生村官的經歷給小馮上了一堂“印象最深、最貼近”的課。據報道，女大學生村官辜某在徵地拆遷工作中，利用職權幫助親戚、朋友多丈量房屋和地面附著物，套取國家徵地補償款80余萬元，並從中獲取“回扣”，最終被判入獄5年。

　　此事引起了各地從事過或者正在從事農村拆遷工作的大學生村官的關注，處在最容易出現經濟問題的拆遷工作的風口浪尖，剛剛跨出校門的大學生村官如何“自保”？

　　丈量“地面附著物”，“小村官”面臨諸多“為難”

　　馮冠華在拆遷工作組中負責“地面附著物”的測量，相較于辜某負責的房屋面積測量工作，小馮負責的這塊工作“彈性更大”。

　　地面附著物包括村民栽種的樹木、農作物，自己開挖的池塘等，“多算一兩棵樹，多算一兩畝池塘面積，都不容易被查出來。”

　　小馮説，“彈性最大”、也是人為干預測量可能性最大的要數“葡萄園測量”，這種“測量”不僅要求工作人員丈量葡萄園面積，還要求對所栽種葡萄的成色、品種、年份進行“鑒定”，並以此作為拆除補償的定價依據。

　　從理論上説，只要拆遷戶“擺平”負責測量的工作人員，可以給自家種植的普通未成熟葡萄定上優質陳年葡萄的價格。由於戴家頭村葡萄種植面積廣，一旦出現測量人員“放水”的情況，每戶村民拆遷補償款的價差可能少則幾十萬元，多則一兩百萬元。

　　實際操作過程中，小馮也的確遇到過不少主動跟自己套近乎的村民，“都是鄉里鄉親的，從小看著我長大的村民，總不能為這事兒撕破臉吧？”

　　每當遇到這種情況，小馮總是牢牢抓住一條“底線”我可以幫你賣樹、幫你賣葡萄，甚至可以幫你搬家當苦力，但在測量問題上，只能按國家定的規矩來。

　　他曾在一天內火急火燎地幫助一戶年邁的村民“處理”了價值數千元的樹木；也曾全程幫助一對老夫妻領取拆遷款，陪他們穿梭于數家銀行之間，並將新房鑰匙送到其家門口。

　　“這些體力活兒我都能幹，既不得罪村民，也不犯錯誤。”小馮説。

　　一個重要的制度背景是，戴家頭村的徵遷有一個“五位一體”的拆遷制度。所有涉及村民重大經濟利益的事項，比如房屋、附著物丈量、補償核算等，都必須由拆遷公司、評估公司、審計公司、街道工作組、村委會派代表全程參與。

　　也就是説，在測量過程中，小馮最多只能算是村委會代表，另外4人也都全程參與。此外，還有自發聞訊前來監督的其他村民。

　　2010年，小馮參與了戴家頭村12個生産大隊200多戶人家的拆遷工作，歷時3個月，沒有一戶村民因拆遷補償“不公平”上告。被拆遷的農戶中，也包括小馮自己家，“輪到我家測量地面附著物時，村支書、老百姓都專程過來看著，生怕有什麼特殊待遇。”

　　剛出校門的村官能否避開“高風險”工作？

　　重慶市渝北區龍興鎮天堡村書記助理、大學生村官熬世傑走出校門才一個多月，就從村裏被調去拆遷辦公室。至今，他已在拆遷辦工作超過半年。

　　在他看來，像大學生村官辜某那樣，在拆遷工作中，自己一不小心就會犯經濟錯誤，“尤其是村官，在村裏多少都有些親戚，很多人以為只是幫幫親戚，結果就會栽跟頭。”

　　小熬覺得，像自己這樣剛跨出校門的大學生村官，不宜被放在拆遷工作中最容易出問題的房屋測量、地面附著物測量等崗位上，“這些都是"高風險"崗位，組織部門安排時，可以儘量避免把大學生村官推上去。”

　　這一點，龍興鎮組織部門就特別注意。從去年下半年至今，該鎮下轄的大部分社區、農村都陸續拆遷，而所有參與拆遷工作的大學生村官，均被安排在綜合組、內業組等文職崗位上，外業組（負責測量、搬遷等工作的小組，記者注）幾乎沒有安排一名大學生村官。

　　“外業組都是幹了10多年的老幹部，這也是組織部門對大學生村官的一種保護。”即便是在綜合組，小熬也時常會遇到同事、朋友介紹來的親戚，希望他在製作材料時“幫幫忙”。為此，小熬也得罪了一些人。

　　一些之前關係不錯的朋友，因為拆遷的事兒，現在對小熬有些冷淡，“幫忙改數據是肯定不行的，明明不是優惠戶卻改成優惠戶的事情也不能做。”這種兩難情況下，小熬唯一能承諾的就是“儘量幫你把材料弄得規範些”。

　　看到女大學生村官辜某獲刑的報道，溫州市洞頭縣金岙村黨支部副書記、大學生村官謝炳希嘆了一口氣説：“報道中也説了，不止她一個人這麼幹，身邊那麼多人都這麼幹，大氛圍下只能靠她自身抵禦誘惑的能力撐著。”

　　謝炳希認為，建立一套相對科學的拆遷監督機制，才是保護大學生村官最好的方法，“大家都沒問題的情況下，我相信以大學生村官的素質,她也不會&&騙補償；但在周圍人都有問題的情況下，大學生村官犯錯的風險明顯就大很多，因為她剛出校門，還沒什麼見識和閱歷。”

　　組織部官員回應：農村拆遷依舊是鍛鍊村官的“好平臺”

　　宿遷市委組織部綜幹處處長楊衛國在給各個鄉鎮、區縣佈置大學生村官管理工作時，一般都會提醒基層組織幹部，儘量不要讓剛從學校畢業、新進的大學生村官從事出納、會計等村級財務管理工作，而是多讓他們從事社會管理創新、農技推廣、養老保險統籌等工作。

　　“剛出校門的大學生，閱歷、經歷都不夠，但他們又是未來農村工作的希望所在，組織部門要培養他，應該一步一步來。”楊衛國説，如果有一套比較完善的拆遷監督機制的話，直接把大學生村官放在所謂的“高風險”崗位上，也未嘗不可，“拆遷本身就是一件鍛鍊人的事，只要制度完善，讓大學生村官去一線負責測量、補償定價也是可以的。但前提是，監督機制一定要完善。”

　　楊衛國説，在監督機制尚不夠完善的條件下，那些剛從大學校門走出來的大學生村官有可能會被人利用，“會不會有人利用大學生法制觀念不夠完善、比較單純，故意讓他從事這些敏感工作？”

　　據悉，宿遷市目前已將農村黨風廉政建設、預防職務犯罪的相關法律知識等，納入大學生村官學習培訓的“必修課”範疇。

　　3個月的拆遷工作，確實給常州村官馮冠華帶去了較大的提升。3個月內，他不得不每天往農戶家裏跑，挨家挨戶地做工作、嘮家常，“我就是在這3個月裏，集中把全村所有人都認識了，對每家的情況都有了深入了解。”

　　拆遷過程中，小馮對每一戶村民家庭的認識不僅局限在“打個招呼”的層面，他連每戶人家兄妹、父子、夫妻之間的微妙利益關係都摸得一清二楚，各種過去可能只在電視劇裏看到過的矛盾，他都處理過。

　　“不能因噎廢食，一個大學生村官出了問題，不可能就把拆遷這麼好的一個鍛鍊平臺給抹殺掉。”已經當上村主任的小馮提醒未來的大學生村官們，遇事“多算親情賬、經濟賬和政治賬”，“一旦犯錯誤，就什麼都沒有了。”（記者 王燁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