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統文化消費中，電影票價因居高不下一直飽受詬病。全國兩會上6位政協委員的“降價提案”讓有關電影票價的討論再度興起。

    電影票價居高不下

    “如今，看電影真是一種奢侈享受。”杭州市民李先生一家，多年來都將去電影院看電影作為家庭活動的“首選”。然而，每場電影3人200元左右的花費，讓李先生越來越感到“吃不消”。“上世紀70年代，我們全家的收入是50多元，那時的電影票價是1毛錢，能買500多張電影票。現在工資長了100多倍，但一個月的工資只能買50張電影票。”李先生表示，如今物價在漲，電影票價隨之上漲也無可厚非，但確實漲得有些“離譜”。

    據《2010～2011年中國電影産業研究報告》的一組調查數據顯示，若以平均票價佔人均月收入的比例作為衡量標準，中國電影票價是美國的8.5倍、法國的7.2倍。

    “電影雖不是生活必需品，但也不應成為奢侈品。”今年兩會期間，包括北京電影學院院長張會軍和導演張藝謀、馮小剛、尹力、馮小寧、陳國星在內的6位全國政協委員聯名提案，再次呼籲電影票降價，“希望相關主管部門根據市場規律採取建議性指導票價和最高限價”。

    “2011年全國總票房超過2010年28%，但我發現觀影人數並沒有增加，也就是説看電影的還是那一撥人，只是有人多看了幾場。看不起電影的人仍舊沒進影院。”導演陳國星在解釋聯名提案原因時表示，這與影片吸引力無關，是票價問題，必須靠強制性降低票價來吸引更大觀影群體。

    票價能否“應聲而降”？

    提案一齣隨即引來大規模的討論，不少觀眾更為此拍手叫好。然而，電影票價是否就能夠“應聲而降”？

    “要實現電影票降價，理論上應該讓片方和放映方共同降低利潤、讓利觀眾才可行。”面對“降價”的呼聲，作為電影放映方的影院和院線顯得更加“憂慮重重”。

    浙江星光電影院線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負責人告訴記者，如今電影票價高居不下，與“最低發行價”的存在不無關係。“為了保證票房、收回成本，片方在與院線簽約時會在合同中註明‘最低發行價’，即在任何情況下，影院對外售票時價格均不能低於‘最低票價’。也就是説，低於這個價格，我們影院只能自掏腰包去補貼差價。”這位負責人説，放映方還要承擔人員成本、能耗成本、地租成本的壓力，這使得自身的降價空間更小。

    不僅如此，不久前，在中美雙方就解決WTO電影相關問題的諒解備忘錄達成協定中，美方票房分賬從原來的13%升至25%，意味著進口分賬大片也基本無降價空間。

    “目前，降票價只有以下可能：各級財政給補貼、國家減免稅、地産商減地租、院線讓利。基本無其他措施。”趙寧宇一語道出不少業內人士的擔憂，中國電影票降價仍將“路漫漫其修遠兮”。

    “票價調控”需多管齊下

    在中國電影市場蓬勃發展的同時，票價居高不下成為制約其發展的一大瓶頸。為突破瓶頸，電影産業內部通過各種手段實現票價調控的步伐也沒有停止。

    2000年，四川峨眉院線曾宣佈旗下11家影院所有場次票價一律降為5元。儘管這場價格戰無疾而終，但第一次將中國電影高票價背後的發行機制、體制問題推至風口浪尖；2005年，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協會、中國城市影院發展協會、中國電影製片人協會聯合倡議全國影院實行週二電影票半價銷售，從抵觸到接受，全國多家影院在陣痛中實現了“半價日”。

    浙江時代電影院線宣傳經理童黎明説，想要扭轉“票價高低直接影響觀影人次”這一局面，放映方需要將盈利點從單一地提高票價向多元化營銷轉移。

    據了解，國外製片方票房收入僅佔到30%左右，大多數收入源自電影衍生品、電影版權的收入，而我國票房收入佔製片方收入比例則高達90%。

    業內人士認為，從長遠來看，要實現歐美國家低票價模式，還需要改變中國影院以及製片方過度依賴票房的現狀。能夠改變對票房的過度依賴，從製片方、影院兩頭擠壓票房收入，票價就能夠不斷走低。

    儘管大多數學者認為電影票價需要通過市場手段進行調控，但中國傳媒大學教授劉燁原指出，從根本上降低票價還需增加電影銀幕建設數量，讓消費者更容易看上電影。電影管理部門應該著重加強二、三線城市的影院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