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31日晚，上海，一位拾荒者頭戴大熊貓卡通帽子滿載而歸，開心迎接2012新年的到來。

　　沒有人能説出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大四學生黃益彪哪變了。熟悉他的室友和同學都覺得奇怪，至少他應該變得黑一些。

　　30天的時間，在貴陽市一個多數房屋都是建在半山腰的城鄉接合部，黃益彪和幾十個常年居住在這裡的拾荒者同吃同睡：白天進城“收破爛”，晚上回家喝酒打麻將，半夜他趁著人都睡了，佯裝寫日記，偷偷記下這一切，最後形成一份近兩萬字的都市拾荒者生存狀況調查。

　　這份去年暑假做的調查獲得了第十二屆“挑戰杯”全國一等獎。黃益彪作為第一作者，在接到學校首次頒給本科生的“校長特別獎”時，用帶著貴州口音的普通話，首先感謝了這群拾荒者。

　　在多數人眼中，拾荒等同於“臟亂差”。在黃益彪小的時候，父母就告訴他“不好好學習將來就去撿垃圾”，但這一群體究竟是什麼樣，他卻沒有概念，聽了課堂上老師對搓澡工群體的講述，他和隊友鄭澤豪産生了好奇心，他們想到黃益彪遠在老家的拾荒者三哥和他的那群朋友。

　　假期來了，黃益彪沒有去國企實習，而是回老家尋找這群人。

喝酒打麻將融入拾荒者群體

　　黃益彪來到與垃圾相鄰的拾荒者聚集地。

　　敲開三哥的房門，一片狼藉，大量來不及處理的廢品堆積在一角，每到大雨天鍋碗瓢盆就要全擺上來接水。黃益彪知道，坐在桌旁進行深度訪談的計劃泡湯了。聽到三哥帶著嬉笑的江湖氣，使用髒話與鄰里間交談，他立刻意識到，如果自己再扮演一個讀書人的角色一定是個異類，“別説深度訪談，就是交流怕都有隔膜”。

　　三哥帶他和對面鄰居打招呼，“這是表弟，來這附近實習的。”簡單寒暄之後，鄰居各自忙活著，彼此間再無更多接觸。

　　直到夜幕降臨，黃益彪才等到交流的機會。晚飯吃得差不多了，這群穿著與打工者無異的群體開始了一天中最為放鬆的時刻，麻將聲、喝酒猜拳聲，“一點也不亞於都市裏的KTV夜夜歌聲”。

　　“小黃，過來一起喝杯酒”，聽説他是大學生，年齡稍大些的拾荒老大哥主動叫他聊天，“機會來了”，但這樣的聊天總是伴隨著無關他們自身狀況的酒桌輸贏和段子。原本在他心中早已滾瓜爛熟的訪談提綱，只能打破順序，見縫插針。

　　白酒喝了四五杯，黃益彪的頭有些暈乎，但類似經濟狀況、子女教育的問題還是難以張口，“沒熟到那個份兒上。”黃益彪決定加入他們最為刺激的娛樂項目——打麻將，以此來拉近彼此的關係。

　　在這片聚集地，麻將確是家家愛。三哥家有一台自動麻將機，作為“茶室”，平時和幾個走得近的拾荒者過來打牌，並從中抽點桌錢。這裡的房租加水電每月300元，一家四口租的通常是兩室一廳的房子，外間便是茶室兼吃飯的地方。

　　説是娛樂，但是賭資還不小，一晚上至少有300多元的輸贏，有時七八百，甚至上千元。兩年來，三哥和對門的鄰居八強就在這上面輸了幾萬元。

　　雖説平日裏大家低頭不見抬頭見，但在賭桌上，卻是“賬目分明”，黃益彪經常看到這些人因為一些賭桌上的事而發生一些口角。因為錢不多，他採取的策略是，能輸就輸，讓別人高興，但也不能讓自己輸得太過厲害，至少要把本撈回來。

　　漸漸地，黃益彪跟大家都混熟了，打麻將時噓寒問暖，兩根煙就能聊到一塊兒去。關係好的時候，三哥出去辦事，黃益彪便直接在牌友家一起吃飯，也不用再説客套話。

拾荒者的一天

　　拾荒者的生活並不規律，打麻將打到夜裏兩點也是常事，有的拾荒者第二天10點才出門，有的太睏了就乾脆下午才出門。但是，一天中最主要的生意還是在上午，這時他們的“窩子”（老顧客，記者注）會把“值錢的”廢品賣給他們。

　　事實上，並不是所有的拾荒者都是“撿破爛的”，按圈內的説法，“刨不如撿，撿不如運，運不如換，換不如收”，街頭流動的拾荒者處於底層，撿的東西最雜，收入也最少；走街串巷收購廢品者則次之；廢品收購站老闆地位和收入則最高。黃益彪調查的這一群體就是“運”的，不過，他們在收購生意不景氣時，也偶爾會動手來撿。

　　三哥早上7點便起床了，由於身體不太好，吃完早飯已經9點。三嫂推起三輪車先出門，三哥挑了一個籮筐，裏面放了幾個茅臺酒瓶和衣服包裝盒作為收購樣品；五六個蛇皮袋，用來裝貨；一桿秤，還有一塊廣告牌，上面寫著回收的東西和三哥的聯絡電話。東西齊了，黃益彪跟著上路。

　　一路上來往的車輛很多，稍不留神就被卡車蹭著，這一度讓黃益彪覺得拾荒是個高危職業。路上的拾荒者一般會吆喝：“收廢舊家電嘍！有茅臺酒瓶的收來買嘍！”他發現，女的喊得勤快一些，男的則礙于情面，喊得少些。

　　10點左右，三嫂打來電話，説某酒店有貨讓收，讓收貨的就是三哥的“窩子”。

　　到了酒店後門，三哥和三嫂進去整理酒店雜物，黃益彪則在外面幫忙照看行頭。這時有新客戶上來詢問，他便把三哥叫出來，一起和新客戶談生意，對方是40歲左右的中年男人，給的是一些紙殼和鐵皮等雜物。

　　看完貨後，三哥問對方要價多少，對方開價70元，三哥還價40元，説，“這些紙殼不掙錢，況且鐵皮又少”。

　　對方讓多給點兒，三哥只讓了5元，還價45元，對方撓頭不想降價，三哥故意轉身要走，對方問還能不能加點兒，三哥説不能。無奈之下，對方要價50元，三哥聽後就把貨收了。回去的路上三哥告訴黃益彪，這批貨轉手賣給回收站至少能賺30多塊。

　　交易後，拾荒者會將隨身帶的名片發給貨主，如果是新貨主，就多發幾張，以防他們弄丟，以此來培養老顧客。

　　把貨捆好後，黃益彪推來三哥自製的三輪車裝貨。這種車在拾荒者中很常見：前面是一個桿，作牽引用；後面是三角形，上面鋪一個木板，每條邊下面有一個輪子。滿滿一籮筐加上這一車貨就是整個上午的戰利品，下午則是賣貨階段。

　　他們一般是把貨賣給回收站，但是像家電這樣的“貴重”物品，有時剛買進，出門就轉手賣給其他需要的人；有時則把貨運回住處，該修的修，該拆的拆，囤積一段時間後再集中銷售。

　　這一天，三哥掙了100多元，“這算少的”。他們這行誰掙得多誰掙得少，看的不是誰起得早跑得勤，而是跑什麼貨。三哥告訴黃益彪，幾塊錢一個的茅臺酒瓶子，找到黑市可以賣到幾十元錢一個；一個洗衣機收兩三百元，倒手賣到五六百元也有可能。

出來打工的人有了孩子後最好的工作就是拾荒

　　黃益彪發現，這群拾荒者一天平均收入四五十元，生意好的一年能掙五六萬元。這不符合他此前的設想：拾荒者收入少，甚至難以維持生計。

　　做這種拾荒的人通常在三四十歲，主要是六盤水、安順周邊縣市的農民，他們多數有幾年在外務工的經驗，有一定的閒散資金，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生意頭腦，“就看重這行的高收入”。

　　沒有門檻，“還可以做自己的老闆”。25歲的小平剛來，“窩子”少，找不到生意做的時候，他也去附近的建築工地幹活，打些零工，多掙些錢寄回家。

　　一次聊天中，30歲的和平哥向黃益彪談起他以前的經歷：17歲開始出門打工，做過餐廳洗碗工、工地搬運工，但都沒掙到錢，後來在建築隊打山洞時掙到一點錢，但又太危險。經朋友介紹，時年19歲的和平哥來到貴陽開始拾荒，一幹就是11年。

　　雖然年齡不大，但和平哥已是這裡最“元老”的人物，“窩子”最多，掙得也最多，在老家已修了一幢10多萬元的樓房。

　　“都市拾荒成了一些打工者轉型後的職業。”這些人告訴黃益彪，出來打工的人在自己有了孩子後最好的“打工”就是拾荒。

　　黃益彪調查了這一地區50個拾荒者，平均年齡在36歲左右，其中男性29名，女性21名，已婚45人，配偶在身邊的有21人，而結婚當中有孩子的佔八成，較多夫妻雙方是帶著孩子一起出來；孩子則基本上七八歲大小，上小學二三年級。

　　40歲出頭的劉陽姐告訴黃益彪，“孩子大了，還是帶在自己身邊好，能罩著，也能管著。”白天劉陽姐出去做生意，孩子就在附近城鄉接合部的學校上學，“雖然老師教得不好，但總歸有個學上。”

　　黃益彪漸漸發現，這群人雖然大多只有小學文化，但在孩子教育問題上卻不含糊，尤其是做拾荒生意時間長了，見識相對多了。和平哥對他説，“我讀的書少，希望孩子多讀點書，考個大學啥的，臉上有光，以後他們的日子也好過。”

　　不過，需要擔心的地方在於這一群體偶爾會受到歧視，劉陽姐更是怕孩子因此會受到同學欺負。

　　有一次，一個城管看到劉陽姐正在撿廢紙盒，便呵斥她擾亂城市秩序，她連頭都不敢抬一下，一旁快7歲的小兒子站在旁邊説，“媽媽，我要好好讀書，以後一定不會再讓人欺負你。”

　　“有的酒店門口的迎賓小姐看我們穿得不怎麼樣，就看不起我們，我們告訴她們那點工資不算什麼，我們有時一天就能上千元，她們還不相信！”劉陽姐不忿地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