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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年來，他自費尋訪了370多名被擄勞工或其家屬，記錄下119名勞工的控訴，出版了38萬字的訪談錄，以一個側面的史實揭露了日本侵華戰爭的又一罪行。他叫王留柱，退休前是河南省襄縣政協的文史資料編輯。

　　【鏡頭一】

　　72歲的王留柱從書屋端出一個盒子，裏面是60多盤視頻資料，老人用有點顫抖的手撫摸著錄像帶説：“事實勝於雄辯，這裡面是日本侵華的又一鐵證，中國人決不能淡忘這段歷史。”

　　12月5日下午2時許，王留柱（見圖。呂廷川攝）老人在屋裏翻箱倒櫃為記者尋找各種原始記錄，採訪被擄勞工的艱辛又一次展現：1988年，他從教育戰線調入襄縣政協，與著名的被擄勞工、“花崗暴動”領導人耿諄同在一個單位，從此開始關注和采寫二戰時期的中國勞工。

　　2007年5月16日，王留柱淩晨起床趕往鞏縣。下火車又換汽車，直到10點半才到了蘆莊鄉東侯村，這裡是被擄勞工孫永修的家。王留柱用錄像機記錄下了孫永修描述的在日本新潟碼頭的悲慘經歷：每天僅發兩個饅頭，很多人餓得眼睛都看不清路了，仍然被逼著幹活……錄到12點多，王留柱顧不得吃飯就又趕往200公里外的睢縣，來自西陵寺鎮龐頭村的吳中州正在等著他。

　　趕到睢縣已是下午4點半了。時年68歲的王留柱，由於長時間坐車，兩腿發軟且浮腫，下車時行動有點艱難。可他還是堅持錄完了吳中州在日本佐士堡鐵礦做苦工的經歷，這才安安穩穩吃上飯。

　　這樣的奔波對王留柱來説已經習以為常，他説：“辛苦不怕，辛苦過後的收穫是有滿足感的。”

　　2000年的一天，王留柱偶然看到一份資料，許昌支柏村一個叫白其革的人曾經是被擄勞工。王留柱找遍許昌地圖只找到一個柏莊，他騎著自行車走了60多裏去碰運氣，結果查無此人。王留柱不甘心，經過多方留意，終於發現在另外一個被擄勞工的控訴中提到過一個叫白其華的人，家住在許昌白莊村。王留柱如獲至寶，後來發現原來白其革就是白其華。

　　【鏡頭二】

　　2006年12月22日，王留柱風塵僕僕趕到淇縣前村，被擄勞工王福已經奄奄一息，他斷斷續續講述了曾經被擄到日本北海道砂川煤礦的經歷，3天后，88歲的老人與世長辭。

　　王留柱對此非常感慨：“當時被擄勞工最小的14歲，到現在也81歲了，搶救歷史是一種責任。”

　　2006年初秋，王留柱聽説南陽方城縣馮樓村有位被擄勞工。9月23日，王留柱前往採訪，當時這個叫楊兆堂的老人已經96歲，他回憶了1944年被擄後，日本人用刺刀挑死十幾個中國人、用尿盆給他們盛飯、強逼幹活的真實歷史。僅僅1個月後，老人逝世。

　　由於是自費採訪，經濟拮據的王留柱恨不得一分錢掰成兩半花，他坐車挑最便宜的，30公里以內的就騎自行車。王留柱去北京參加一個座談會，掐著會議時間選擇了一張51元的普通客票，一下車直接趕去會場。哈爾濱一位同樣關注被擄勞工的研究者感慨地説，參加會議的有100多人，除了王留柱外，恐怕沒有第二個是自費的了。

　　1991年8月，王留柱冒著酷暑去河北保定參加部分被擄勞工座談會。從襄縣坐汽車到許昌再轉火車，當站了8個小時到達保定時，他幾近虛脫，這次出行逼他想出個辦法，以後每次出差都自帶馬扎。

　　【鏡頭三】

　　王留柱書稿的一部分擺在重慶的一戶人家，一位剛剛做過手術的知識女性在電腦前敲著鍵盤。她是重慶某企業一位高級工程師，也是一位癌症患者，她和王留柱素不相識，但被王留柱的精神深深感動，帶病承擔起將近一半的書稿錄入工作。

　　被王留柱所感動的不僅僅是這位高級工程師。

　　旅美華人呂建琳主動為王留柱提供錄像機，才留下了這麼珍貴的錄像；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副會長陳春龍為了出版王留柱的書稿，個人資助了5000元。

　　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院長蘇智良在抗戰史學術研討會上和王留柱相識，對他的執著感佩於心，相見不久就向王留柱下了聘書，聘請王留柱為上海師範大學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

　　得知王留柱的《二戰被擄勞工百人訪談錄》要出版時，蘇智良教授以《民間多義士 熱血寫春秋》為題為其作序。蘇教授讚揚王留柱的書填補了記載勞工血淚史的空白，感佩王留柱“在物欲橫流的當下，還有像王留柱那樣的一群人，如苦行僧一般，投入到調查和記錄戰爭受害者的事業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