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須嚴厲斥責暴力網民，包括一些名流和下流媒體的瘋狂，你們可以不贊同我的採訪風格，也可以合理地懷疑他們的誠信，但是你們有什麼權利以低俗的語言霸佔輿論平臺，散播收受200萬元賄賂、3P等下流的人身攻擊？”

　　數月前，經濟學家郎鹹平因採訪郭美美母女而成為眾矢之的。郎鹹平在微博上否認了傳言並抨擊“暴力網民下流媒體的瘋狂”，在陣陣噓聲中博得些許喝彩。然而，並不是每一個網絡語言暴力的受害者都能如郎鹹平一樣奮起反擊，大多數普通人面對惡語相向的文字甚至毫無辯解之力。在互聯網匿名的掩護下，惡意濫用的人肉搜索、似是而非的謠言和刻薄殘忍的人身攻擊，正不斷地侵犯著人們的基本權利，不斷衝擊著道德和法律的底線。

　　互聯網成了發泄情緒的垃圾場

　　無論是打開明星的貼吧微博，還是瀏覽時事熱點的網友留言，隨處可見“腦殘！”“變態！”“去死！”等辱罵語言，這類評論沒有提出與事件相關的論點，更無邏輯可言。郎鹹平被稱作“狼叫獸”還屬稀鬆平常，但凡當事人為女性的幾乎都遭到過語言上的性侮辱，如今年頗受爭議的“郭美美”“盧妹妹”“尤美美”，無一例外被罵“婊子”“賤人”甚至被斥以更污穢惡毒的詞彙。

　　有專家表示，一些網民沒有能力把事情説清楚，或由於所掌握的信息量無法把事情分析透徹時，便通過語言暴力來表達情緒。另一方面，網民在現實生活中遇到挫折時，這種挫折感所産生的攻擊動機便促使人們在不需為自己言論負責的網上施以語言暴力。網絡形成的公共領域，也就被當成了網民情緒的釋放場。

　　誰來為網絡謠言買單

　　75年前，25歲的阮玲玉在悲憤中離開了人世，身後只留下“人言可畏”四個字。如今，隨著網絡傳播手段的推陳出新，互聯網上每個人都能自由地發佈信息、發表見解，但也給不實傳言乃至惡意謠言的流行創造了條件，加之網上信息的真實性難以審核，大量虛假信息以訛傳訛。這些謠言不僅侮辱了當事人名譽和人格，損害了網絡公信力，甚至成為觸發某些公共事件以致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

　　“我爸是市長！”今年9月，一場因為停車導致的口角和糾紛，隨著這句話在圍觀人群中流傳蔓延，事態迅速擴大，短時間內上千人聚集，肇事者馬文聰和民警被團團圍住，一時演化成了一起群體性事件。同時，“我爸是市長”通過微博也在網上瘋傳。然而，事後證明，這句掀起軒然大波的話是謠言。

　　又如“新疆滴血食物傳播艾滋病”的謠言，在一定程度上引發了社會恐慌；聽信一句“碘鹽能防核輻射”的謠言，市民們大量搶購碘鹽，一時造成市場秩序混亂。謠言製造者和散佈者，或為一己私利，或抱有對社會的某種目的，將故事編造得天花亂墜，引來不明就裏者在網上圍觀、傳播。一份有600名在校大學生參與的調查顯示：41.6%的大學生曾被微博上的虛假信息誤導過，而微博信息被官方辟謠之後，也僅有16%的同學願意主動轉發辟謠。

　　摘掉“網絡暴民”的帽子

　　侵犯他人隱私，公然誹謗他人、侮辱他人人格，用謠言混淆視聽……種種網絡語言暴力的行為已對社會造成了嚴重危害，任何一個人都可能變成下一個受害者。

　　早在數年前，美國《紐約時報》就發文稱，如果沒有任何秩序，博客圈最終將變成一個令人生厭的場所。最早提出“Web 2.0”概念的蒂姆奧萊利（Tim O‘Reilly）在一篇旨在宣傳博客行為準則的文章中表示，“從本質上講，文明就是我們簽署的共同協議，它是我們生活在一起的基礎。”目前，我國網民數量已達4.85億，微博用戶超3億。如此數量龐大的網民群體，倘若沒有一定規則的約束，很難想象網絡輿論不導向混亂和暴力。

　　全國政協委員施傑曾在採訪中説，網絡社會其實跟現實社會一樣，需要約束和規範。一旦進入網絡世界，就像新生兒出生在社會一樣，必須擁有一張出生證，上面有你的名字和信息，從此你必須負起應有的法律責任。新華網社區互動部主管唐心怡表示，應該運用專家、社會力量及政府等多重力量，加強網民的網絡道德意識建設，從而做到自律和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