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租住的宿舍房裏，韓培印給兒子韓勝利生活費

韓培印（右一）和工友們在路邊等活兒

紀錄片《父親》

　　打從2002年開始，陜西農民韓培印的人生都匯聚在一個巴掌大的筆記本上。他在上面寫下顏色不一、密密麻麻的字：有時候回憶自己的父親，“為了我們六七個兒女費盡千辛萬苦”；有時候又文縐縐地給自己租住的小屋編一幅對聯，“智慧能開多彩花，勞動能結幸福果”。

　　更多的時候，他的文字是寫給自己的兒子韓勝利的。9年前，當勝利考上西安的大學，成為全村第一個大學生的時候，這個瘦弱、文靜的兒子，簡直成了他最大的驕傲。

　　他堅信兒子用不了多久就會“出人頭地”。因此，為了幫兒子湊出大學需要的學費和生活費，他賣掉了家裏值錢的東西，又和兒子一起來到西安，在49歲那年，變成了一名農民工。

　　一個偶然的機會，導演李軍虎遇到了這位典型的“中國式父親”，並把他的故事拍成了一部時長47分鐘的紀錄片。有人評價説，這部名叫《父親》的紀錄片“像片中所拍的韓培印一樣樸實、誠懇”。在2009年的第二屆香港華語紀錄片節上，它還獲得了最佳短片大獎。

　　可現實裏的父親卻沒有同樣的好運。當兒子大學畢業，作為父親似乎終於可以停止奮鬥坐下享受的時候，他卻吃驚地發現，大學畢業的兒子每月工資根本沒辦法還掉之前欠下的債——兒子的收入甚至還比不上當農民工的老韓自己。

　　“我現在覺得上大學也沒什麼用，是不是？”韓培印説。曾經籠罩在他面頰上那種驕傲的神色不見了，這位58歲的農民盯著屋頂的墻角，皺著眉頭，很久沒説一句話。

　　大家都覺得上了大學肯定有出息，有前途

　　“勝利我兒，如今你也上了大學……要靠自己的努力，好好學習，前途是光明的。”

　　小小的本子已經泛黃了，黑色的封皮也卷了起來。剛到西安的時候，韓培印就買了這個本子。他在上面記錄電話號碼、記錄借錢還錢的賬目，也會寫下一些準備跟兒子“談談人生”的內容。

　　那些內容大多與夢想有關。當他知道兒子考上了省城的大學、而且選擇了“熱門”的通信工程專業時，夢想就伴隨著驕傲一起降臨到這個陜西農村的家庭裏。

　　“大家都覺得上了大學肯定有出息，有前途。”老韓説。

　　他並不知道，2002這一年，全國高校展開了第四次大規模擴招，共有320萬名考生進入大學——這一數字幾乎是1998年擴招前的三倍。他只是為自己的兒子自豪，畢竟，這是村裏第一個考上大學的娃。

　　即使那些幾乎不可逾越的困難也無法磨滅他的驕傲。當時，韓家四口人住在山坡上的一座土房子裏，四畝地能種出一家人一年的口糧，卻長不出大學通知書上要求的六七千元學費。

　　這讓剛剛考上大學的韓勝利覺得“心裏矛盾極了”。幾年以後，他還清楚地記得，家裏賣掉了所有的糧食，甚至連牛都賣掉了，卻僅僅湊出了3000元。

　　“要不然還是出去打工算了。”他説。但韓培印攔住了他。

　　“我會想盡一切辦法把錢湊夠的。”這位父親説。

　　沒過多久，他跟所有可能的親戚朋友借錢，湊出了兒子的學費。當把兒子送進大學之後，他也在這座繁華的省會城市裏留下來，當起了農民工。

　　農民韓培印的生活就這樣轉了個彎。每天，他不再下地勞動，而是和其他工友一起，坐在馬路牙子上，舉著“找工作”的紙牌，等著有需要的人找到自己。他的工作也每天不同，有時候是幫建築工地運沙土，有時候是在居民樓裏幫人鋪地板。當然，更多的時候，他會整天整天地等著，卻沒有人找到自己。

　　即使在城裏過得艱辛，驕傲依舊顯而易見地貫穿著韓培印的生活。2005年年初，當李軍虎來到韓培印等活兒的地方時，他發現，其他工人都低著頭躲避攝像機，韓培印卻笑呵呵的，沒有一點不光彩的感覺。

　　“我打工主要是為了供兒子上大學。”韓培印大著嗓門説，他穿著軍大衣，臉在冬天的寒風裏被凍得發紅，“我兒子在石油學院上學，學的是通信專業。”

　　這位父親理直氣壯的口吻讓好幾個路過的人都圍了過來。在他身旁，一位扛著鋤頭等活兒幹的工友甚至聽得“眼睛都直了”。

　　“我當時只了解到了一個信息，就是他很自豪。”李軍虎事後回憶説。

　　這位西安電視臺的編導正準備拍一系列關於農民工子女生存的紀錄片。他找了很多例子，但有的太過極端，有的又流於平淡。直到找到韓培印，他才覺得自己找到了一個好故事。

　　這對來自農村的父子在繁華的城市裏相依為命。很多時候，兒子會推著自行車，和父親一起走在城中村簡陋的街道上，父親絮絮地囑咐兒子，“學習資料太貴了，別買太多”。對於韓培印而言，兩元錢的公交車都顯得有些奢侈，所以他不常去學校看兒子，而寧可在路邊的“話吧”裏花幾毛錢打個電話，和住在同一個城市的兒子説上幾句。

　　另一些時候，這個有文化、愛寫字的中年人喜歡坐在飯館裏，喝著人家的免費茶水看電視，或者從路邊撿些別人丟掉的報紙，了解一下“國家大事”。

　　“他用最低成本維持生活，卻依舊驕傲、樂觀。”李軍虎説，“因為兒子成就了他的尊嚴。”

　　在山區老家的村裏，韓培印不是村幹部，卻毫無疑問是個有地位的“能人”。他上過初中，是全村唯一一個會寫春聯的人，甚至兩家吵了架，他也會出面幫忙勸和。而現在，他又把兒子培養成了村裏第一個大學生。這一切都帶給了他無與倫比的滿足感。

　　他會把這些自豪寫在那個小小的筆記本上。2003年2月，在韓勝利進入大學半年後，他寫道：“勝利我兒，如今你也上了大學，那個大學也不是什麼好的大學，可你考上了，有些孩子他想考也沒有考上。”

　　“學校不在好壞，而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好好學習，前途是光明的。”他在最後寫道。

　　要學出一個有知識的樣子，不能再回去種地，也不能像我一樣打工吃苦

　　“今天的付出是為了明天的回報，如果不是為了明天的回報，也不可能有今天的付出，這是一個道理。”

　　在光明的前途到來之前，韓培印能夠忍受很多事情。

　　他的工作都是純粹的體力活。有時，他需要甩開膀子，用鐵锨一下下地把沙土鏟到幾乎和自己差不多高的卡車拖鬥裏；有時，他需要站在拆遷的廢墟上，一榔頭一榔頭地把一間房屋慢慢砸成瓦礫。而這些讓他腰酸背痛的活計，能給他帶來每天50元的收入。這就是兒子勝利學費、生活費的來源。

　　到了晚上，他又要和其他9名工友合住在城中村的一間房子裏，外墻裸露著紅色的磚塊，屋裏則是一張幾乎和地板同樣大小的大通鋪。10個人就這樣並排躺在上面，枕著磚頭，蓋著五顏六色卻同樣灰撲撲的被子，度過一個又一個夜晚。

　　“這房子省錢，一個月大家攤下來才二三十塊錢。”韓培印説。

　　省下來的錢，他都留給了兒子。可即使這樣也不夠，他常常需要借錢。在兒子上學的4年裏，親戚、朋友、老鄉，他幾乎把每個可能的人都問遍了。

　　李軍虎在紀錄片裏拍攝了一次借錢的過程。韓培印走進一間同鄉工友的宿舍房，幾個人正擠在大通鋪上準備睡覺，老韓笑呵呵地湊了上去：“我娃要交學費呢，我沒掙到錢，看你能不能借給我30塊錢？”

　　一個還沒來得及躺下的年輕人撓了撓頭，説：“我也沒錢，昨天干活沒給錢。”

　　“那你看看還有誰有錢嗎？多少都可以。”韓培印絮絮地説著，“關鍵是娃來了，沒辦法。”

　　他沒有等到回答，那個年輕人已經迅速地鑽到被窩裏了。大通鋪上的同鄉們每個人都用被子蒙著腦袋，再也不看他一眼，也沒有跟他説一句話。

　　“太尷尬了。”李軍虎事後回憶説。

　　可韓培印繼續站在那裏，臉上帶著不知所措的訕訕的幹笑。

　　那天晚上，磨了幾個人之後，他最終跟一位老鄉借到了10元錢。老韓接過那張皺巴巴的鈔票，馬上掏出自己那個黑色的小本子，在空白處把賬目記下來。

　　“借點還點，還點借點。”他一邊寫一邊説，“等還錢的時候，我再把它們劃掉。”

　　在本子發黃的紙頁上，那些被劃掉的賬目，就顯眼地穿插在他關於人生的感悟文字中間，佔據了大量的篇幅。

　　可他依舊是充滿樂觀的。坐在大通鋪的床上，他對著李軍虎的攝影機笑呵呵地説，希望兒子在大學裏能好好學習。

　　“要學個一技之長，做出一個有知識的樣子來。”他的臉上帶著止不住的自豪神氣，“不能再回去種地，也不能像我一樣在這裡打工、吃苦。”

　　當他終於湊夠了兒子一個月的生活費時，他就會打電話讓兒子騎車過來。

　　“這裡一共是200，一個月夠不夠？”韓培印一邊説，一邊從兜裏掏出了換好的兩張整錢。想了想，他又把兜裏剩下的零錢全部塞到了兒子手裏：“一共是220，夠不夠？”

　　“給我200就夠了。”韓勝利説著，又把零錢塞回了父親的手裏。

　　“我花不了多少錢，一天四五塊，一個月最多150……”韓培印説，“你在學校別吃得太差，當然，也別吃得太好了。”

　　説這些話的時候，父子倆坐在那張大通鋪的床沿上。韓培印從一個紅色的塑料袋掏出了從家裏背來的蘋果，説是“你媽非要給帶的”，又問問兒子有沒有考過英語四級，有沒有學好專業課。

　　另一些時候，他會拿出自己的小本子，翻開自己寫下的內容，給兒子念幾句勵志的話：“今天的付出是為了明天的回報，如果不是為了明天的回報，也不可能有今天的付出，這是一個道理。”

　　“勝利我兒，你每天都有二三十元的付出。”念到這裡，韓培印停下來，扭頭看看兒子，“你想你這交學費一年4000多、住宿費800，加上書本費，一年下來就是……”

　　停了幾秒鐘，因為算不清楚，韓培印又扭過話頭，繼續説道：“頭一年你交了7000多元，第二年連生活費下來，八九千，將近一萬元呢！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大概一算，平均一天二三十塊錢的付出……”

　　在他的身旁，韓勝利一直坐在床頭，安靜認真地聽著，一句話都沒有説。

　　我想留在城市，城市就是比農村好多了

　　“我兒勝利啊，如果沒有你的努力，你考上大學是不可能的。如果沒有父親的支持，也是不可能的……希望你早早成才，那才是你的驕傲，也是我的驕傲。”

　　儘管在城市裏相依為命，但韓培印和兒子之間仍然有一些彼此隱瞞的事情。在很長的時間裏，勝利都不知道父親是怎樣低聲下氣地為自己借來了生活費；而作為父親，韓培印也從來不知道，兒子在學校的生活具體是什麼樣子。

　　李軍虎拍攝了其中的一些畫面。兩份青菜、5兩米飯、一盆綠豆湯，就是這個瘦瘦的男生一頓午飯的內容。他給自己的伙食費標準是一天6元，隔兩天吃一次肉。

　　班上的同學覺得他條件差，送給他西裝外套；表弟有了手機，送給他一塊印著大學標誌的手錶，他也高興了好幾天，那是他第一次有機會戴上手錶。

　　即使是同班同學，他也常常覺得別人的生活不可思議。他曾經告訴李軍虎，班上一位來自溫州的女生，因為不適應西安的水，乾脆從超市搬回來兩箱礦泉水，一箱用來喝，一箱用來洗頭髮。

　　“你能想象嗎？”他語調誇張地講著，李軍虎覺得，他“就像在描述一個神話故事”。

　　事實上，對於這個來自農村的男生，這樣的生活與他的距離，也真的像神話故事一樣遙遠。當同學拿礦泉水洗頭的時候，他卻琢磨著把那些空瓶子撿來賣錢。

　　因為覺得“學習比較忙”，他並沒有勤工儉學的打算。大部分空閒時間，他都在學校的運動場上、天臺上逛來逛去，詢問喝完水的同學“瓶子還要不要了”。他甚至還時不時地湊到宿舍邊的垃圾桶裏翻來翻去，從裏面找出一些能賣的東西。慢慢地，班上的同學也會把喝完的瓶子直接拿過來，放在宿舍陽臺一角的紙箱裏。

　　“一般10個啤酒瓶能掙5塊錢，礦泉水瓶便宜一些。”他説。撿瓶子的時候，有人會投來異樣的眼神，而勝利就在心裏“當他們沒看見”。

　　在同學的回憶中，韓勝利並不是一個合群的人，一名同班女生甚至想不起來兩人説過什麼話。同宿捨得其他5位室友有5部手機、3台電腦，還有mp3——在來到城市之前，勝利連見都沒見過這些東西，他唯一擁有的，就是宿舍裏那部沒人用得著的座機電話。

　　李軍虎常常覺得，勝利是一個很壓抑的孩子，幾乎沒有主動跟他説過一句話。在長達一年的拍攝時間裏，他們私下裏很少聊天兒。不過有一次，在宿舍樓頂的天臺上，韓勝利撿完礦泉水瓶，看著遠處的高樓，輕輕地説：“我想留在城市，城市就是比農村好多了，生活條件、交通、文化，都比農村好。”

　　“你覺得你能留在這兒嗎？”李軍虎問。

　　“我想……應該差不多吧。”韓勝利説。

　　父親的樂觀情緒也許感染了他，也許，也讓他多了些壓力。韓培印在筆記本上寫下了這樣一段繁複纏繞的句子，有時，也會念給兒子聽：

　　“我兒勝利啊，如果沒有你的努力，你考上大學是不可能的。如果沒有父親的支持，也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不好好學習，父親再支持你，也是不可能考上大學的。如果你學習再好，父親沒有能力支持你，你也是不可能上大學的。這都是要靠你的努力，修好你人生的道路，希望你早早成才，那才是你的驕傲，也是我的驕傲。”

　　這位驕傲的父親用各種方式傳遞自己的幸福感，他甚至每年都會給自己和工友租住的宿舍房編一幅對聯，有時候強調“自己勤勞是靠山”，有時候希望“智慧修出光輝道”。在2006年年中的時候，他甚至興衝衝地把來年的對聯都擬好了。

　　“在家創業業成就，出門求財財到手。”他在自己的小本子上寫著，“大家看有什麼意見？這個切合實際不？”

　　在大通鋪的另一側，工友們正在聚精會神地打牌，沒有人扭頭。韓培印依然樂呵呵地坐著，自顧自地説道：“橫批我想寫……‘感謝上帝’。”

　　現實就是這樣，找不到工作就要接受它

　　“父親一定要在2013年前後，也就是在父親的60歲前後，一定要和你媽，我們全家到北京去好好玩幾天，到時候，我們大家都有錢……”

　　除了無與倫比的自豪感，韓勝利4年大學的經歷，也給韓家帶來了另一個“副産品”。

　　每次坐汽車回家的時候，韓培印都會從城裏抱回來些東西，比如成箱的方便麵，或者大袋的糖果。久而久之，勝利的母親在家裏開起了全村第一個小商店，把這些城裏抱回來的東西拆著賣給鄰居們，掙點小錢。

　　因為勝利的關係，這個商店也有了些令韓培印驕傲的感覺。他甚至直接用兒子的名字命名商店，並且把“勝利商店”幾個大字印在了商店的招牌上。

　　當商店的經營漸入佳境的時候，勝利大學畢業的時間也慢慢臨近了。這讓韓培印幾乎有一種馬上要“解放”的感覺——4年的時間，一邊出賣勞力，一邊四處借錢，他覺得自己已經被累得“一點力氣都沒有了”。

　　“現在像毛主席説的那樣，你像燕子一樣要起飛了。”他對兒子説，“咱們農村人沒有後門，親戚朋友也沒有當官的。你要自己走出去，不能再靠別人了。”

　　可就業的形勢卻讓人無法樂觀。李軍虎説，西安每年有幾十萬名大學畢業生同時找工作，對於這個人口不足千萬的內陸城市，就業競爭的激烈可想而知。

　　更何況，勝利似乎並沒有做好找工作的準備。2006年年初，勝利第一次參加了人才招聘會。在人山人海的招聘現場，他穿著灰色的運動服，挨個走近每一個攤位，看一看，又轉身慢慢走開。兩個小時內，他沒有遞出一份簡歷，甚至根本沒有講出一句話。

　　當他皺著眉頭走出招聘會的時候，跟在後面的李軍虎忍不住了：“你覺得怎麼樣？”

　　“還可以吧，有幾家公司招通信專業的。”韓勝利説。

　　“可我看你一直沒説話啊？”李軍虎覺得自己簡直恨不得揍他一拳，“你知道自己最大的缺點是什麼嗎？”

　　韓勝利淡淡地笑了一下：“我最大的缺點就是不太説話，性格內向了一點。”

　　“原來你知道啊！”李軍虎很生氣，可他轉念想想，按照韓勝利的性格，這樣的結果也是正常的。

　　隨著畢業的時間越來越近，找工作的形勢也變得越來越嚴峻了。一直在村裏留守的母親開始擔心，兒子畢業了拿著行李再回村裏勞動。“咋辦啊，我的天，咱村裏人都會笑的，説你白念了。”

　　曾經“熱門”的通信專業也不像傳説中那麼好找工作了。各個學校擴招培養的學生數量已經超出了市場需求，韓勝利聽説，有些單位招自己這個專業的員工，工資只能給五六百元，勉強夠住夠吃。而他想，這個數字是能夠接受的。

　　“實在找不到工作，人家給300塊也行啊，先給人家幹著。”他輕輕地説，“哪怕人家不給錢呢，先給人家幹著也可以啊。”

　　可沒過多久，他又焦慮了起來。“萬一真找不到工作，你一分不要給人家幹，那生活費咋辦，住宿費咋辦？還要跟家裏拿錢的話，説不過去。”他説著，撐大了眼睛，仿佛要忍住眼眶裏的淚水，“感覺給我爸沒什麼交代。”

　　韓培印卻依舊是樂觀的。他始終覺得，無論如何，“大學生”總是一個光鮮的身份，不可能面臨沒飯吃的問題。隨著勝利畢業時間的臨近，他開始越來越細緻地編織自己的夢想，並且換掉了已經寫滿的筆記本，寫在了一個新的黑色本子上：

　　“明利(老韓的大女兒)，勝利，父親一定要在2013年前後，也就是在父親的60歲前後，一定要和你媽，我們全家到北京去，到時候，我們大家都有錢，到北京一定好好玩幾天。現在我們大家，勝利你要好好學習，明利要好好過日子，你媽好好管家務，我在西安好好掙錢，爭取有那麼一天。”

　　他並不知道，勝利此時已經做好了最壞的打算。“導購啊、服務員啊、保安啊都行，只要別人能要我。”韓勝利説，“現實就是這樣，找不到工作就要接受它。”

　　那時不讀書，給娃買個三輪車，現在也發了

　　“我不可能再活50歲，大概能再活20年吧。20年是多麼的快啊，在我30歲以前，總覺得人生的路是漫長的，曲折的，可我現在才覺得人生的路是曲折的，但不是漫長的，而是飛快的。”

　　韓培印已經老了，他時常會很自然地想到死亡。他在筆記本上寫道：“我不可能再活50歲，大概能再活20年吧。20年是多麼的快啊，在我30歲以前，總覺得人生的路是漫長的，曲折的，可我現在才覺得人生的路是曲折的，但不是漫長的，而是飛快的。”

　　“大約再有20年，就是我人生的終點站，到那時我要説，再見了，我的人生，再見了，我的兒孫。寫到這裡，我的眼淚一點一點地落下來……”

　　在鏡頭前念到這裡的時候，這位年過半百的父親控制不住地哭了。

　　最終，他的美麗夢想還是破滅了。兒子勝利在畢業後找了一份去青海的工作，試用期每個月拿600元的工資，在野外幫當地的單位鋪通信光纜。老韓算了算，這收入還沒有自己在西安打工掙得多。

　　“我本來想著，大學生畢業了，工作肯定會在辦公室裏，而且有空調……”韓培印嚅嚅地説著。

　　很難再在這位父親的臉上找到先前那種驕傲的神色了，但他卻沒有太多時間用來哀傷，兒子上大學欠下來的錢還有兩萬元沒有還清。在兒子出發去青海之後，他一個人還要孤零零地留在這座城市裏，打工賺錢。

　　在那個黑色的小本子上，他寫下自己的姓名和詳細地址。他總擔心自己萬一突然出了什麼意外，“誰知道我是誰？”

　　他開始時不時地後悔，自己為什麼讓兒子選了這樣的專業，又後悔，也許當年根本不應該讓兒子讀書。鄰居們甚至時不時對他講：“當年不讓娃上學，給他買個三輪車，現在也發了！”

　　這個原本貧窮的家庭正在慢慢步入正軌，連家裏那個因為兒子上學而辦起來的小商店也越辦越好了。它已經變成了一個小型超市，家裏的收入也越來越高，可兒子勝利卻成了夫妻倆心頭一根拔不掉的刺。他們把招牌上兒子的名字偷偷抹掉，把“勝利商店”改成了簡單的“商店”兩個字。

　　事實上，連韓勝利自己也似乎想抹掉過去的記憶了。當記者輾轉找到他新換的手機號，提出希望採訪的時候，他沉默了一下，説：“對不起，我不是你要找的那個人。”

　　工作了3年之後，勝利辭職，在西安重新找了份工作，工資也漲到了1500元。不過，在他的同學看來，這仍然不是一個令人滿意的數字。

　　這個曾經是全家最大驕傲的兒子，如今也成了父母最大的心病。韓培印擔憂他遲遲沒有結婚，更何況，因為高考結束後遷走了戶口，他原有的9分耕地已經被收回。也就是説，勝利已經沒有辦法再回到農村種地了。

　　12月8日，當李軍虎再一次來到韓家，拿出照相機，想拍張照片的時候，原本會對著鏡頭微笑的母親突然崩潰了，她大叫著讓放下照相機：“這麼丟人的事情，有什麼好拍的！”

　　李軍虎不知道韓家什麼時候能從這樣的陰雲中解脫出來。在紀錄片《父親》放映的過程中，很多觀眾都被過去那個樂觀、善良、樸實的韓培印打動了。在清華大學，一位男士在提問交流環節“哭得死去活來”，平復了好一陣，才哽咽著舉起了話筒。

　　“我想説，我當年來到北京時跟小韓一模一樣，但今天，我是開著奧迪A8來的。”他説，“我只想證明一件事，勝利並不一定會是這樣的結果。”

　　當然，李軍虎也聽到了些不同的意見。一位法國影評人看完了全片，覺得匪夷所思，連聲詢問李軍虎，老韓“是不是瘋的”，“我實在無法理解他的行為。”

　　李軍虎想了想，告訴他：“在你們的文化裏，他也許是個瘋狂的父親，但在我們中國的文化中，他是一位勇敢的父親。”勇敢的父親，正是這部紀錄片的英文名字。

　　更多人對老韓手中的筆記本充滿興趣。有的觀眾甚至還給李軍虎寄來了一些同樣的黑色筆記本，希望他能轉交給片中的這位父親。

　　他們並不知道，老韓已經很久沒有打開那兩個黑色的筆記本了，他開始懷疑，唸書寫字並不是一件值得嘉許的事情。連他那個中學畢業、在深圳打工的女兒，一個月也能掙三四千元——足足是兒子的兩倍。

　　“以後孫子、孫女，還會讓他們上大學嗎？”有人問他。

　　“我看讀書是沒用的。”他嘆了口氣説。

　　事實上，從西安回到家裏之後，他再沒有寫過什麼東西，甚至連把筆記本拿出來都不願意了。年初的時候，他曾經想在本子上寫點什麼，再跟兒子談談人生，可看到大學畢業5年後，兒子情緒低落的樣子，他最後什麼也沒有寫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