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今，電視鑒寶類節目正在熱播。從傳播收藏知識的角度看，電視鑒寶類節目的應運而生，是合乎時勢，深受廣大觀眾歡迎的。然而，在筆者看來，其中對出土文物和疑似出土文物進行鑒定、出具證書，並讓 “一些大量收藏出土文物的收藏者在媒體上頻頻露臉”的做法，不免有失偏頗——在社會上可能産生不良影響，不利於文物保護。

　　同濟大學教授朱大可曾經撰文指出： “文物市場的博彩化，是古器物及其文明傳承的最大悲哀。如今，古器物市場正在轉型為一座超級賭場，成為資本賭徒冒險的樂園。賭場效應摧毀了古器物收藏和流通的基本邏輯，它製造出一大堆賭徒，而無法培育出器物文化的熱愛者、鑒賞者和保護者，更不能轉換為推動中國文化復興的良性動力。”這中間，出土文物的被盜挖被販賣，是不是助推“文物市場博彩化”的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呢？

　　曾經讀到這樣一個材料：國際刑警組織指出，文化遺産的非法交易在經濟規模上，與非法武器交易及毒品交易等犯罪行為並駕齊驅。據保守的估計，文化遺産的非法年交易總額高達600億美元，許多非洲國家文化遺産的流失率高達95%。在中美洲，每月非法盜掘出土的瑪雅陶器至少有1000件，總價值可達約1000萬美元，中國當然也是最大的受害者之一。在全世界47個國家200多家博物館的藏品中，流失在外的中國文物有164萬件。儘量少一些人為的破壞，重拳出擊，制止盜挖、販賣之風，我們是可以有所作為的。

　　電視鑒寶類節目，因其不可替代的作用，自可辦下去，且應秉承創新的原則把它辦得更符合觀眾的口味，更受觀眾青睞，為全社會的收藏營造良好的氛圍。但作為媒體，則更應考慮其社會效益、社會影響，尤其對出土文物和疑似出土文物的鑒定要取審慎態度，作出必要的調整。

　　前不久，北京市政協與北京聯合大學共同承辦的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 “十一五”規劃重點項目，完成 《北京市地下文物保護現狀與對策研究》。報告指出，相關文物部門表示， “鑒寶”節目無權對出土文物進行估價和鑒定，出具的相關證明不具有效性。古玩鑒定類節目和各種鑒定機構無權對出土文物出具鑒定證明。 《報告》建議加強對市場、媒體以及收藏界的監管。對於出土文物，市場必須嚴格限制和禁止其買賣；對於文物商店和拍賣公司買賣的文物實行嚴格的市場準入制度。 《報告》建議對非法出售文物的單位和個人進行處罰，還應對疑似出土文物的鑒定者、購買者和收藏者進行處罰，從源頭上截斷該産業鏈。這樣的建議，無疑是有的放矢的。

　　包括地下文物在內的所有文物，是文化遺産的物質載體，其承載的信息具有歷史價值、科學價值、藝術價值。文物凝聚著先人的辛勞、智慧、情感、榮耀，甚至血淚。現存的文物，穿越時空，經歷坎坷，遭逢了多少幸運，躲過了多少劫難。有多少人為之嘔心瀝血，有多少人為之耗盡生命。耿飆的長女耿瑩現在致力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挽救。作為中國華夏文化遺産基金會的理事長，她呼籲：老祖宗的東西不要都破壞完了，要留下來。她回憶道， “和平解放寧夏的前夕，父親在前線，我跟在他身邊。一張地圖上，上面用紅藍鉛筆作了標記。藍色的是炮口，爸爸在發愁，因為這裡頭都是老祖宗留下來的古物。” “一邊打仗，一邊還想著給後代留什麼”，耿飆其行對我們保護文物又有哪些啟示呢？

　　文物創造不易，文物保護更難。善待文物、珍惜文物、尊重文物、敬畏文物，並非只是文物工作者的職責，而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神聖使命，折射的是每個人的文明修養、歷史良知。（趙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