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鳴/畫

保利上城工地曾發生“工鬧”事件 蔣錚 攝

“工鬧”動輒“表演”跳橋秀、自殺秀（圖文無關） 東方IC 供圖

　　羊城晚報記者 蔣錚 實習生 張卉

　　農民工欠薪討薪，在世人眼裏，都是弱者受欺尋求公道，開發商和施工單位理所當然是為富不仁的理虧一方。然而最近一年來，一些在珠三角各工地“走穴”的工人“草臺班子”，卻讓“討薪”變了味。

　　這些在工程勞務關係中受雇于施工單位的某些工人或工人團體，他們沒有按口頭或書面合同履行工作內容，卻要求索取多於勞動應得的報酬。他們常常故意引發事端怠工，再通過向政府部門上訪投訴、影響工程正常開展等方式，向施工單位施壓索薪。

　　我們姑且把這些人的所作所為稱為———“工鬧”。

　　如今，這種惡意討薪的“工鬧”群體，正在珠三角地區逐漸蔓延。

　　他們利用政府支持農民工追討欠薪的政策，追討多於其實際勞動所得的報酬。如果施工單位不肯就範，“工鬧”便集體上訪，或圍困施工單位工地或辦公室。施工單位在工地癱瘓、政府施壓的雙重壓力下，往往賠錢就範。

　　一位有多年糾紛協調經驗的廣州市建委工作人員表示，眼下確實存在這種“工鬧”：“他們常常是一個地方的人，抱團很厲害，討薪手段也很嫻熟，知道政府最怕不穩定，他們就造出很大的影響。有些人還多次涉入討薪糾紛。”深圳市相關建設主管部門也發出通知，提醒施工單位警惕“工鬧”。

　　正規公司

　　價錢高 “草臺班子”有市場　　

　　“打遊擊做散工”的外來工小團體，價格對小開發商很有吸引力，導致他們一頭撞入“工鬧”陷阱中

　　據了解，“工鬧”往往是“打遊擊、做散工”的外來工小團體，一般十幾人到幾十人，整個團隊常常都由鄉里鄉親組成，由“飛機頭”帶領，與甲方談好條件後，便進場“表演”。

　　不少甲方雖然吃過“工鬧”的虧，但依然會招一些外來工小團體進場幹活，因為“飛機頭”手下的工人招之即來，來之能幹，價格也比正規的勞務公司便宜得多。

　　廣州市建設主管部門一位負責人告訴記者：“‘大企業一般不會惹上‘飛機頭’或‘工鬧’，不是因為大企業不缺工人，再大的企業也會有臨時缺工的時候，但是他們有長期合作的勞務公司或包工頭，不容易遭訛詐。此外，大企業的整個聘用流程比較規範，先簽合同、上工打卡、發薪簽字……全都有憑有據。但是小老闆就不願意找勞務公司，因為勞務公司開出的價格往往比‘飛機頭’高得多。”

　　被“工鬧”坑過的盧先生，就曾經找過勞務公司。但當時勞務公司開出的單價是每人130元/天，比市價還高10元。勞務公司表示，不是他們獅子大開口，而是多開出的錢要用於支付勞務公司工人們的待工成本以及公司的運營成本、工人的“三金”（養老、醫療、失業三項社會保險費）等等。

　　記者還了解到，除了上述費用，勞務公司還需要支付一些其他費用，加起來也是不小的一筆數。僅以殘疾人就業保障金這一項來説，根據《廣東省殘疾人就業保障金徵繳暫行辦法》，勞務公司被要求聘用不少於在職職工人數1.5%的殘疾人，但殘疾人往往無法勝任建築工人的活，勞務公司達不到這規定的1.5%雇傭比例，就要繳交“殘疾人就業保障金”。上規模的勞務公司，光這筆錢一年就要掏幾十萬元。這些成本，最終要攤到每個工人頭上，加起來甚至高達工人雇傭費用的1/3。

　　大企業找勞務公司長期合作，勞務公司還願意稍稍讓利。包工頭和小開發商就沒有這個優勢。

　　這時候“飛機頭”作為草臺班子， 由於什麼附加費都不交，光稅費就能省下超六個點，因此“飛機頭”開出的價格，對小開發商和包工頭很有吸引力。

　　作為包工頭，盧先生其實也挺鬧心：“我承包的一般都是某個大項目中的一個標段，總包企業已經為這個大項目交過一次稅費，我的分包標段又要再被徵收一次稅費，重復收稅，我的利潤空間已經非常小，如果再雇傭勞務公司的人，人工方面還要交一次稅費，工程款還沒到手，稻子已經被割了幾茬。不找‘飛機頭’，我怎麼賺得到錢？”

　　“工鬧”樣本 　1

　　深圳

　　本以為“雪中送炭” 誰料是“請君入甕”

　　臨時隊伍窩工打架弄得工地癱瘓，上訪兼圍困工地“討薪”，外地建築商被訛兩倍工錢

　　11月2日，從深圳地鐵吉祥站出來，走幾百米，便能看到龍崗區即將開售的保利上城。作為深圳中心區的大型三舊改造項目，樓盤售樓部豪華氣派，樓宇也已封頂，外墻刷上了洋氣的緋紅色。已經加班了一個多月的陳工，終於能悠閒點起一支煙，在工地上和羊城晚報記者聊聊天：“總部對工期的要求，是死命令，不眠不休也要趕出來。”

　　總部的“死命令”，讓甲方的深圳市保利房地産開發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深圳保利”）很緊張，更不要説背著施工合同的施工單位。

　　從總包到分包，一層一層壓下來，對於初來乍到的分包公司———“貴陽X建”，對於趕工期的焦灼可想而知。正是這種焦灼，讓剛到廣東開展業務的貴陽X建，在今年6月份工期最緊張的時候，一腳踩上了“工鬧”地雷。

　　“我出面調解了保利6月份的這單‘工鬧’，‘貴陽X建’作為施工單位，多付了8萬元才搞定這單事，相當於給了應付工資的三倍。”李天軍是“貴陽X建”標段下的一個“飛機頭”（即勞務包工頭，一般手下有幾十至上百的工人隊伍，遊走于各工地，承接臨時或長期的勞務項目），從業已近十年，“今年以來，這種‘工鬧’越來越多，不僅深圳有，惠州、廣州也有。我們同行之間，常常交換‘工鬧’黑名單，甚至會在合同裏註明，不招某些屢出‘工鬧’的地市籍貫的工人。”

　　工人上訪 上遊施壓

　　6月28日，幾個操外地口音的工人找到深圳龍崗區信訪辦，投訴無良施工單位“要炒掉我們，還不給工錢。”工人們要求辦事員幫他們解決農民工欠薪問題。幾個小時後，“深圳保利”接到了信訪辦打來的電話稱：“這裡有幾個農民工投訴你們公司的某標段，説施工單位不肯給工錢，涉及到上百號工人。你們趕緊處理一下，現在大運會臨近，企業不要影響社會和諧。”

　　“深圳保利”的負責人馬上找到工地總包公司———深圳金世紀工程實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金世紀”）的負責人，要求他們：“工地工人已經鬧到信訪辦，趕緊處理糾紛。”“金世紀”趕緊找來分包公司“貴陽X建”的負責人：“怎麼回事？我給你的工期是15天，你卻惹麻煩惹到區政府了？”

　　窩工打架 工地癱瘓

　　此時的工地上，已經是一片亂象。近百個工人圍住“貴陽X建”的工地辦公室鬧事。工程管理人員進來了出不去，出去了進不來，只能靠手機指揮工地幹活。施工負責人意識到：他們踩上“工鬧”地雷了。

　　作為“貴陽X建”請的一個“飛機頭”，李天軍覺得，“貴陽X建”遇到“工鬧”幾乎是必然的：“這家公司剛剛來廣東接工程，人生地不熟，也不知道‘工鬧’的水有多深。甲方對工期催得很緊，而當時正值深圳大運會前夕，各個工地都缺工，‘貴陽X建’卻幾乎不認識本地的臨時工隊伍。這時公司裏有一個管理人員提出：可以通過朋友關係找到一支外地施工隊伍，帶隊伍的‘飛機頭’還承諾馬上就能過來幾十號人幹活，15天保證完成任務，開出的價錢也比較合理，‘貴陽X建’自然覺得是‘雪中送炭’，實際上是碰上了‘落井下石’。”

　　在李天軍看來，這支從天而降的臨時隊伍，上演的就是一套標準版的“工鬧”大戲。

　　簽完合同第二天，這支隊伍的工人們準時進場，大概有20個人左右，幹活也勤快得很。但從第四天開始，隊伍越來越亂，人數和人員不斷變化，有時候工地裏甚至擠了上百號人，有時候卻只剩十幾人，有的人窩工，有的人抽煙聊天，“貴陽X建”的管理人員覺得越來越不對勁。

　　將近一週時，工地失控。這支隊伍和工地上另外一個班組打了起來，肇因竟然只是下班簽字誰先誰後，“明顯就是找茬”。李天軍回憶：由於鬧得太兇，當時不得不叫警察來平息事態。

　　要送瘟神 只好割肉

　　打完架，這支隊伍徹底不幹活。“飛機頭”也不見了。

　　工人們把工地辦公室圍了起來，一致要求：按100多個人算，加上待工費，要拿足30天薪水才撤場。“貴陽X建”的管理人員一下子就懵了，本來已經工期逼人，工地卻癱瘓了，還要賠錢，這是什麼道理？正在此時，業主和總包公司的電話也來了———要求儘快搞定這單事！

　　“他們怎麼搞定？搞不定嘛！”工地經驗豐富的李天軍成了調解人。他説：“‘工鬧’很聰明的，‘飛機頭’早就不見人影。由於這支隊伍被介紹進來的時候，繞了幾層關係，‘貴陽X建’的介紹人也説不清楚到底誰能話事。每次談判，都是一下子涌進來至少十幾個工人，你都不知道跟誰談。另外，他們還有兩撥人，一撥上訪，一撥圍住工地辦公室。工期已經火燒屁股了，要趕緊請走這幫人，怎麼辦？給錢嘍！”

　　糾纏了兩天，“貴陽X建”不得不“履行”已經被明顯違約的合同。按照實際工作量，即使不算上工人違約，“貴陽X建”本來應該實付的工資僅是5萬元，最後卻多給了8萬元，付出的總金額達到10多萬元。

　　深圳的“工鬧”，已經早不是個案。李天軍説，他在勞務市場呆的時間長，同行之間常常交流這些“工鬧”的信息。“到處都有被鑽空子的工地。我發現，往往是幾個勞務輸出地區的‘老鄉團’在鬧。我現在跟班組工頭簽合同，往往都會在條款裏註明———不要這幾個地方的人，實在是惹不起麻煩。”

　　“工鬧”樣本 　2

　　廣州

　　想慳錢惹“周身蟻” 虧十萬銀“送瘟神”

　　建築商坦言，碰上“工鬧”，大多數自認倒楣破財消災；惹不起，只能躲

　　在擁有總數超過2000個建築工地的廣州，同樣有一批“工鬧”。

　　開發商趙先生説，這些“工鬧”不敢動政府工程，也搭不上總包企業，找的往往是小開發商或者分包公司。在廣東勞務市場分包轉包氾濫、工人管理鬆散的環境下，“工鬧”經常得逞。趙先生透露：“同行們常常會交流信息，更新‘工鬧’黑名單。”

　　趙先生説：“這些人往往是小工頭（即深圳人説的“飛機頭”）帶隊，當施工單位緊急缺工時，工頭便開出優惠條件，比如‘第二天就能派20個工人進場’、‘保證10天完成承包項目’等等，往往都是口頭承諾的‘一口價’。甲方覺得：反正先幹活後付錢，你不寫合同我也沒有風險。沒想到就中招了。”

　　貪便宜反陷入困局

　　趙先生的朋友盧先生就是這樣一步步踩進了陷阱。

　　據趙先生介紹，盧先生碰到一個工頭，講好小工一天100元工錢，比外面的行價要便宜20元。當時他還以為“賺到了”———根據口頭承諾，20天工期，20個工人，“三金”福利什麼都不用包，全部算下來，成本比市價要便宜6000元———第二天，這位工頭就帶著兄弟們進場開工。

　　一開始盧先生感覺還挺好的，雖然對方不是很熟手，不過進度不慢。但幹了幾天，就開始不對勁：説好了是20個工人，實際上只看到不到10個人進場，而且還一個個在磨工。盧先生當時急了，因為假如這個工序不能按期完工，後面的工序就只能乾等，整個項目被拖延的話，誤工費一天要上萬元。盧先生趕緊找來工頭，問是怎麼回事。工頭不急不忙回答：兄弟們嫌錢少，不願意幹，他也沒辦法。“出爾反爾！”盧先生當時想：實在不行，我另外找人幹吧，已經窩工，不能再等了。然而實際情況卻不是他能控制了———

　　鎖電閘擺出煤氣罐

　　第二天，盧先生一進工地，就發現以前窩工的工人，現在都守在工地電閘旁，其中一個還把自己用鐵鏈鎖在電閘旁，身邊擺了一個煤氣罐，手裏拿著兩個打火機。工頭則不見蹤影，一打聽，去建委上訪了，投訴盧先生“拖欠農民工工資”。

　　這一下，不僅這個被包出去的子項目沒法開工，整個工地都癱瘓了。因為電閘不開，誰都幹不了活。盧先生正不知道怎麼辦，項目總包公司負責人電話已經打過來：窩工不算，還被工人投訴到主管部門，是不是不想幹了？電話裏最後撂下一句“今日就給我搞定‘厘單嘢’（這件事）”這時，工頭要盧先生“給夠”工錢（20天，20人，120元/天）才肯走人。

　　虧了十萬元才了事

　　盧先生對記者説：“當時已經不僅僅是給多少錢的問題了。我如果給夠他們一人120元/天的工錢，其他班組怎麼想？豈非‘鬧就有著數、多鬧多著數’？以後我還怎麼在這一行混？”迫不得已，盧先生找來社會上“能辦事”的人，出面和工頭“講數”。最後按每人每天100元的價格，給夠20天工錢，才成功“送瘟神”。加上窩工成本，這件事讓盧先生總共虧了近10萬元。

　　“工鬧”惹不起只能躲

　　盧先生告訴記者：“同行們都怕碰上這種‘工鬧’，虧錢、損面子。政府部門一般出於‘維穩’的目的，都叫我們儘快解決糾紛。工期又不等人，特別是包工頭，工期被耽誤要被上面的總包企業扣錢，這個損失更大。‘工鬧’有大把時間跟你耗，還動輒爬高竄低地給你‘表演’跳橋秀、自殺秀，最後工程方大多數都是自認倒楣、破財消災。現在大家吃飯、聊天的時候，都會互相問———最近有沒有哪些出名的‘工鬧’？惹不起，我們只能躲。”

　　除了廣州，羊城晚報記者還了解到一單發生在惠州的案例：“飛機頭”帶了20多個人幹活，最後討要工資的時候卻提出了60人名單。施工單位和“工鬧”糾纏了兩周，最終賠付了10多萬元才了事。

　　“灰色世界”

　　發包方吃虧

　　企業擔心被扣“誠信評分”喪失競標資格，上遊發包方又勒令“立刻解決”，往往只能對“工鬧”讓步

　　“便宜”午餐不容易吃。不遵守法律制度，代價往往是在“灰色世界”裏吃虧。當雙方都沒有契約憑據、或者憑據不足的時候，政府部門作為調解方，往往出於“穩定壓倒一切”的原則，明示或暗示企業讓步。

　　在廣州、深圳等地，政府部門都有一個專門對拖欠建築工程款進行追討的辦公室，叫做“清欠辦”。“工鬧”們以拖欠農民工工資名義，找到“清欠辦”或信訪辦投訴。當遇到公説公有理、婆説婆有理的時候，“清欠辦”往往先要求雙方儘量提供證據、證人，假如雙方證據都不足，往往偏向工人方。

　　這種結果，對施工單位而言非常被動。一方面，工人據守工地或圍堵辦公室，正常施工作業很難進行，施工單位如果不能按期完成施工任務，要被甲方或總包企業扣罰；另一方面，一個作業面進展不順，會影響整個工地的工人情緒，處理不當還可能誘發全體工人起鬨。

　　企業最擔心的，還是怕影響“誠信評分”。按照工程市場“勞務層層分包”的現實，包工頭都是從分包企業手裏拿項目，而分包企業則從總包企業手裏拿項目。包工頭一旦陷入薪酬糾紛，“清欠辦”會督促上遊企業解決問題，這就是“誰家的孩子誰來抱”原則。如果解決得不好，即使不能明確界定是誰的責任，糾紛累計次數超過三次，總包企業、分包企業就會被扣“誠信分”。

　　扣分行為會直接導致施工單位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內很難接到工程，或者根本接不到工程。據悉，目前國內的大型工程中，政府工程、國企工程都要公開招投標，競爭對手之間的分數差距可能只有幾分甚至零點幾分，作為分數中的一部分，假如“誠信分”降低一點點，可能總分就拼不過對手，工程也就競不上了。

　　以廣州為例，雖然廣州市的施工單位誠信體系只是針對廣州建築市場，但實際上企業被扣分後，在外地競標時，競爭對手也會來廣州“查底”，如果發現誠信失分，就會報告給評標組。

　　為了一個薪酬糾紛而錯失競爭大標的資格，哪個企業都不願意這麼幹。因此，為了“誠信分”，上遊企業會勒令雇傭“飛機頭”的包工頭立刻解決問題，而“立刻”的代價，就是讓步。

　　深圳保利上城的“工鬧”案，更是“踩準了點”。當時正是深圳大運會前夕，5月24日，龍崗區住房和建設局還專門下發了《關於切實做好建築行業農民工工資結算支付工作共同維護大運會期間社會和諧穩定的通知》，要求各街道建設辦（城建辦），各建設單位、施工單位、監理單位等做好龍崗區建築領域農民工工資結算支付工作，共同維護大運會期間我區建築行業的和諧穩定，要求“不得以任何名目拖欠和剋扣農民工工資”，“如發生建築業農民工欠薪糾紛案件時，凡是企業相關負責人聯絡不上或者不及時趕赴現場處理的，將依法鎖定施工企業信息卡，停辦相關業務活動，直到問題妥善解決為止”。在這種環境下，“貴陽X建”認賠息事寧人已成定局。

　　蔣錚、張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