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項涉及七省的調查顯示——

　　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存四大困境

　　收入比老一代低，職業流動頻率是老一代的近6倍

　　新生代農民工如何融入城市？這個問題越來越受到社會各界關注。近日，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一份調查發現，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融合，存在著收入、保障、身份及公共服務的四大現實困境。

　　調查覆蓋浙江、安徽、江蘇、廣東、貴州、河南、四川7省，共發放問卷6000份，回收有效問卷5547份。同時，126位調查組成員還通過實地調研，對部分新生代農民工進行了半結構式訪談。

　　調查顯示，在被調查人群中，有51.36%的新生代農民工擁有高中(含職業教育)以上學歷，學歷較老一代明顯提升。52.43%的新生代農民工對未來發展有信心，對工作的選擇從以經濟為主向發展前景轉移。他們大多沒有務農經歷，家庭生活壓力小，憑興趣選工作，吃苦耐勞精神下降，對工作挑剔，滿意度低，願意到工作輕鬆、地位高、有趣的崗位，所以跳槽頻率高。調查表明，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流動頻率是老一代的近6倍。

　　與此同時，新生代農民工的消費方式前衛，對高檔、時尚商品有強烈的消費慾望，休閒消費顯著增加。調查發現，近100%的新生代農民工擁有手機，很多人擁有自己的個人電腦。他們雖然很關心城市發展，熱心建言獻策，但對社會活動的參與度並不高，有62.19%的受訪者未參加過各類社區活動，88.65%未參加過選舉活動。

　　調查顯示，有60.12%的新生代農民工“想要成為城市中的一員”或“已經成為城市中的一員”；但僅有28.15%的新生代農民工平時與城市居民有交往，其中主要交往對象為“當地人”的只佔8%，大多數在城市工作的新生代農民工的交友圈僅限于同鄉、同學、親戚和同事。

　　收入不高是新生代農民工實現社會融合的一個重要障礙。調查顯示，目前，新生代農民工人均年收入僅16965.7元，月均收入1413.8元，平均小時工資7.5元，較老一代農民工低了近0.5元，低於很多地區的最低標準。而2009年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年消費性支出已達12264.55元。調查者認為，偏低的收入，讓新生代農民工缺少了融入社會必要的物質基礎，讓他們更沒有時間和財力參與休閒、娛樂活動，失去了融入城市的精神紐帶。

　　關於新生代農民工收入較低的原因，調查者認為，一是農村教育質量欠佳，使其技能儲備嚴重不足；二是職業教育發展滯後，各類培訓效果欠佳；三是他們工作流動頻繁。

　　調查的實證結果顯示，在我國城鎮居民教育投資回報率迅速上升的大背景下，農民工群體的教育投資回報率仍然維持在較低水平，老一代農民工受教育年限提高一年能使其收入水平提高3.62%，而新生代農民工僅為1.54%。

　　調查中，有63.67%的被調查者將找工作時遇到的困難明確歸因于自身技能儲備的不足，其中包括缺乏一技之長和工作經歷。在訪談中，大部分青年也認為自身的能力使其個人發展受到限制。

　　調查發現，雖然國家對初、高中畢業後不再繼續就讀的農村學生提供半年技能培訓的政策，但參加過這一培訓的人卻很少。而頻繁地更換工作也對新生代農民工收入水平産生負面影響。

　　調查發現，新生代農民工工作流動較老一代農民工頻繁。在被調查的新生代農民工中，從事最長一份工作的時間不足一年者佔調查總數的35.75%。調查者認為，如此頻繁的跳槽，使其經常處於熟悉工作崗位的過程中，難以有效地積累工作經驗，無法成為熟練工並得到加薪。

　　調查顯示，在被調查的新生代農民工中，有53.31%的人未辦理過養老保險，分別有46.42%、44.30%、79.53%和79.91%的人未辦理過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失業保險和生育保險。在待業期間，71.44%的人沒有得到失業救助，也無法享受到基於居民戶籍的最低生活保障等非繳費性的社會救助。

　　調查者認為，這導致新生代農民工看病、養老負擔加重，一旦失業便失去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從而形成“候鳥式遷徙”，也阻礙了他們在城市中的安居樂業、融入社會。

　　調查者認為，新生代農民工面臨的融入城市的四大困境，其背後是群體自身與制度建設層面的矛盾：一是群體人力資本水平與收入預期間的矛盾，導致他們缺乏社會融合的基礎，這也是其他困境的根源；二是基本公共服務城鄉差異與群體日益增長的生活需求間的矛盾，導致群體在社會融合過程中缺乏外力幫助，出現生活結構斷裂。

　　調查者認為，推動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合的根本出路，在於以城鄉戶籍制度改革為核心，深化與戶籍制度密切相關的制度改革，最終完成城鄉綜合配套改革，實現農民工利益與權益的城鄉均衡。董碧水